悲悯与救赎——简论余华九十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docVIP

悲 悯 与 救 赎 ——简论余华九十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 静宁考生：王淑梅 [文献综述] 作为一位先锋浪潮中的风云人物，80年代中后期步入文坛的余华似乎从一开始便赢得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的热情并未随着90年代初先锋的式微而有所减弱。相反，以《活着》为标志的余华小说的整体变异，又使转型成为一个话题而为评论界所津津乐道。尽管自1995年的《许三观卖血记》以来，余华小说经历了近十年的创作停滞，但在此期间，余华却因其小说在海外的发行，并屡获国际大奖而名声大噪，由此而激发评论界一股余华研究热潮。综观整个余华的评论史，近十年的创作停滞并未削减评论界的研究热情，相反，创作与评论的非同步性，使得一个整体的余华得以完整地显现，并为研究者的深入思考创造契机。这也是1996年以来余华研究开始摆脱早期印象式，作品点评式评论倾向，而进入多角度的学术性研究阶段的重要原因。总的看来，近十年的研究大体上是从作家思想，作品主题，形式研究，形象分析以及比较研究五方面展开的。 与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晓明《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评余华〈呼喊与细雨〉》，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何鲤《论余华的叙事循环》，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张清华《文学的减法——论余华》，洪治纲《悲悯的力量》等。 [关键词] 苦难 悲悯 救赎 九十年代以来，余华创作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充分显示了作者小说风格的形成和成熟。在主题上也与其八十年代的作品有较为明显的变化：从先前的哲学化命运思考向情感化生命体恤的转变，从冷静的理性立场向感性的人道立场的转变。因此，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以往的暴力主题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悲悯与救赎主题，而这种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悲悯情怀的确立，主要源于余华对苦难的特殊关注。 一、《细雨中呼喊》：以回忆缓解苦难 在《细雨中呼喊》这篇小说中，余华一改以前那种暴戾、血腥的话语特征，节奏变得舒缓、忧伤起来，如同题目中的两个意象——“细雨”和“呼喊”，前者是温和的，后者是尖锐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的叙述，一直纠缠在这两套话语系统之中，叙述者“我”的恐惧和战栗，也在这两套话语的隙缝中生长出来，中间还混杂着悲哀、绝望，以及因回忆而有的温馨。爱的严重缺席，伦理体系的空前衰落，道德管束的彻底破产，都使得从南门到孙荡的中国乡村社会，充满了某种无序的癫疯状态，人们常常以最为原始的行为走在现实的角角落落，伤害与被伤害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成分。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少不更事的“我”与现实之间的逐渐游离和隔膜，幼小的心灵被迫反复承受着现实风浪的击打而孤立无援。 这种受难主题，体现在孙光林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几乎很少享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感。不仅仅是孙光林，而且整个孙家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困顿之中，暴力、恐吓、辱骂是生活的中心内容。事实上，除了孙光林的苦难成长之外，受难主题还大量地体现在各种无法理喻的现实事件中，如年轻漂亮的冯玉青因为遭到王跃进的抛弃，从负气出走到后来一步步沦为暗娼；父亲孙广才因为弟弟救人而死，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英雄父亲”的称号，结果不但梦想没有实现，反而因治安事件而拘留；因为一句打倒老师的标语，孙光林便被老师诬陷和诱供而遭受禁闭，等等。 这种受难主题的确立，其深远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使这部小说本身有了某种悲悯意识，更重要的是它折射了余华内心渐渐涌现出的某种自觉的苦难意识。这是余华在叙事观念甚至是整个文学观念上的一种深刻的变化，这无疑体现了作者内在精神的宽广。 《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是以回忆的方式达到缓解、弱化苦难的目的。余华曾说过：“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①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 的确，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对过去的生活进行选择和组合，从而在自己的记忆里更新经历一遍。并且由于时间的久远，即便是苦难生活，也会在记忆里开始泛起温馨的光芒。这便是小说中的“我”所在安慰的来源。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余华通过“我”的叙述，像收集希望一样把记忆中那些温馨的碎片收集起来，以对付内心那片日益扩大的阴影。但这个时期的余华，终究还是让生活的苦难占了上风，他相信苦难才是生活的盟友，而“回忆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之后的故作镇静。即使是有某种热情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因此《细雨中呼喊》中以回忆来对苦难缓解的程度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个孩子——叙述者“我” ①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