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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东西方文化的论战 ————————————————————————————————　作者： ————————————————————————————————　日期: ? 中国近代史上东西文化论战 陈独秀在文化史上的贡献长期以来被忽略。探讨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正确评价陈独秀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东西方文化论战实质上是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折衷调和、综合创新等各种文化观相互抵制、批判、影响、吸收的过程。这些观点纷繁复杂:折衷调和派中有派、全盘西化中有完全的全盘西化和不完全的全盘西化，新的文化观中有积极的偏激的文化观，旧的文化观中有改良的顽固的文化观。如果不清楚发起人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态度和作用，就难以搞清楚一些文化观的由来和各种文化观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也说不清陈独秀是如何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 一、对东西方文化的辨析 在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中,陈独秀做出了贡献,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区别异质。1915年9月，　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将东西方文化两个不同质的东西加以区别，在当时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由此，才有对东西方文化谁优谁劣、谁向谁学习的问题。这很像黑格尔写《小逻辑》,马克思写《资本论》一样，都是矛盾分析法,从浑沌中找出差别，一切矛盾由此展开。不同的是,黑格尔分析的是精神世界,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分析的是东方文化。在陈独秀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将东西方文化与新旧对立联系一起思考,新派内部，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赞同的如汪叔潜(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１６年2月15日1卷6号。），反对的如张煊(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1919年5月3期。)、常燕生（注：常燕生《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现代评论》192６年8月９日。），基本倾向是接受了陈独秀的观点：东方文化是旧，西方文化是新，认识新旧关系即认清了东西方文化关系。 （二）剖析模式。为什么东西方文化同时存在而又不属于同一时代(东方文化代表了封建时代,西方文化代表了资本主义时代）呢？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抽出西方文化模式——法兰西为近世文明代表,对其进行典型分析。他从近世文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三个特征方面,具体说明法兰西人的突出作用,为国内新派提供西方文化的范本。陈独秀说明东西方文化区别,从其质而不是从量的规定性入手，否定了东洋文明，这种方法影响了东西方文化论战首先集中于异同优劣的争论。该文同时也暴露了陈独秀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绝对分开，将“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的绝对化的理论弱点。 (三)探求原因。1９１５年12月,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提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为本位。陈独秀从民族本性、根本思想的差异上分析两种文化的对立，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刺激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觉醒和思想革命。然而,观念活动本身不能说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最后原因。陈独秀从民族思想的差异去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在方法上有漏洞:每个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一部分,都遇到战争与安宁、个人与家族、法制与感情等矛盾，将这些矛盾截然分开，列入西方和东方民族之两极，必然忽视东西方文化关联，民族思想相通的一面。 （四)提出标准。如何比较东西方文化，有一个谁优谁劣的标准问题。只有解决了比较的标准，才能回答谁向谁学习、如何学习的问题。各种文化观都提出了自己的东西方文化优劣标准。杜亚泉提出以文明人口的多少作为标准观。张君劢说,中国文化应以中国人“良心”上的需要为准（注: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1922年2月。)。陈独秀认为，谁优谁劣不在西洋大、中国小,　而在于其文化和经济谁在上在下。强调东方文明制度落后于西方经济能力,这是陈独秀东西方文化思想中的精华。从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能力上找文化优劣标准,比以“良心”上的需要、文明人口的多少作为优劣的标准也深刻。 杜亚泉以维护学术统一为名,进一步提出用儒学作为国是来统一全国的学术和统整西方文化。“统整”中国文化,是用东方儒教来统整,还是用西方文化来统整，是东西方文化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国故”与“国新”的矛盾对立。 陈独秀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驳斥。首先,陈独秀认为学术发展比学术统一更重要,学术发展就要标新立异，引进西洋文化。杜亚泉的学术“统整”以统治阶级思想为中心，必然是阶级“统整”,表现出学术思想上的专制作风。其次，将科学标准引入东西方文化论战。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无需追摹国故,而去整理国故；追摹国故的人,无从学习西方新的科学精神,除了追摹还是追摹。因此，讲不讲科学不仅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方法问题,也是态度问题。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