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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方纳：罗斯福与“四大自由” 远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进入“二战”之前，那些坚信为遏制正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浪潮政府必须出面干预的人就启用了自由的语言。为了唤醒和敦促不甚情愿的美国为参战做准备，主张干预的人竭力推广和宣传了一些后来成为战时动员的中心口号。1941年6月，从德国和其他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中逃亡出来的难民与美国人一起，组成了“自由世界联盟”（FreeWorldAssociation）。联盟的宗旨是敦促美国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同年，“为自由而战委员会”（FightforFreedomCommittee）成立，后改名为“自由之家”（FreedomHouse）。该组织自称是“为争取一个自由世界的斗争指引方向的灯塔”。自由之家地位显赫的成员中包括了大学校长、作家、商人和劳工领袖。它把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看成是一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打败德国，对于保证“人类自由至关重要”。1941年10月，该组织发起了一场在纽约市麦迪逊花园广场召开的为自由而战的集会。会议结束时，还安排了以“自由真好”（It’sfuntobefree）为名的娱乐节目演出，节目的名称看上去与这场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联合演出并不十分相称。演出以一项向德国宣战的要求而结束。 　　然而，真正制定美国战时战斗口号的是罗斯福本人，他以保卫自由为理由，呼吁美国对遭到围困的英国提供不断扩大军事援助。1940年，总统曾试图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世界面临的危机，但在1941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他最终采用了精湛的语言，对一个基于四项“人类最根本的自由”之上的世界秩序做了表述，这四项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ofspeech,freedomofworship,freedomfromwant,freedomfromfear）。他信誓旦旦地宣称，在未来，这四项自由将为“世界各地”的人民所享有。 　　尽管国情咨文的大部分是由总统的写作班子完成的，但关于四大自由的那一段结束语却是由罗斯福亲自动笔写成的。直到他1945年去世时，也就是同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他一直把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斗争描述成为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1941年8月，罗斯福谈到美国人必须承担重任，来保卫“伟大的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黑暗力量对自由的围剿和攻击，反对它对世界的奴役”。四个月后，当美国进入战争后，四大自由成了罗斯福最钟爱的、表述同盟国战争目的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他将四大自由与圣经中的十诫、英国的大宪章和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进行类比。在1942年的一次无线广播讲话中，他宣称道，四大自由是“所有信仰、所有种族、无论在何处生活的人，都应拥有的权利”的具体体现；四大自由显示了“我们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敌人之间存在着的关键区别”。 　　因为他必须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保证全国的团结一致，罗斯福选择了对自由作一种纲领性的描述。他很少去讨论权力均衡外交之类十分枯燥无味的话题，直到他执政的晚期，他也绝少讨论可能赋予四大自由实质性内容的国内政策等。然而，这四项自由合为一体，却不容置疑地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四大自由体现了与新政相关的原则，表示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是一种深受珍重的美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值得向世界推广。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光是表达一种对和平的期望，也表达了人民希望在这个明显地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追求一种普遍的安全感的期望。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尽管在战时，它们越来越多地引起了重视，并被作为将美国与纳粹主义区别开来的最关键特征。这两项自由在四大自由中的显赫位置加速推进了权利法案———尤其是第一条宪法修正案———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内容的进程。1943年，联邦最高法院以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为根据，推翻了一项1940年的决定，支持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有权在州立学校拒绝向美国国旗致敬。这项决定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强制性爱国主义（coercivepatriotism）的否定，肯定了即便在危机时候也须保护个人良心的神圣性是美国自由的基石，从而将美国对不受欢迎的少数人的宪法保护与纳粹德国的暴政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大自由中最模糊不清的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财富》杂志这样写道。但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人在1942年写给总统的信中，却把这一自由称为“令人振奋的伟大表述”。这项自由在刚走出大萧条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最为深沉的共鸣。罗斯福最初所指的意思是，消除国际商业中的障碍。但他很快将这项自由与那些与普通公民有关的经济期望联系起来———保证“美国工人和农场主的生活标准”，保证战后经济大萧条不再发生等。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总统宣布说，“如果没有进步的（enlightened）社会政策，普通人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即便是热情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