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制度的选择.doc

制度选择 张五常 序言 制度选择是今天盛行新制度经济学范围。个人之见，这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范围了。几年前美国创建了「新制度经济学会」，今天举世著名，而最近又加上「高斯学院」，并驾齐驱，好不热闹。然而， 从经济学分类中比重看，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不及在中国那样受到重视。 中国偏爱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即使数学在今天经济学无处不在，但谈到新制度经济学，不懂数也能够一抒己见，没有谁会说你不懂数就不懂。制度是真实世界事，是每个人经验，只要有洞察力就能够作出贡献。那石破天惊高斯定律是任何有思想人全部有机会想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今天在中国比较年长人，在经验上对制度认识通常地超出西方经济学者。制度不一样对生活差异有决定性，她们全部知道而又相信，即使可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对那所谓市场经济还有存疑之心。不管怎样，她们之中有不少人对不一样制度运作和效果好奇，提出质疑，期望多知一点。 第三当然是中国开放和改革了。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经济革命，不管我们认为还有数之不尽问题，贪污成市，法治糊涂，但制度改革使生活改善一日千里，有目共睹。一样关键是思想开放。不是放得像香港或欧美那样宽，但比十多年前是宽得多了。今天在中国大学求学气氛，我遇过只有五、六十年代美国可和之相比。 这几年，我到大陆讲学不下三十次，所到之处，学生和老师好友所提出，大全部是相关制度或产权问题。这些问题我答来轻易。但我想，假如时光倒流四十年，以作硕士时经济学知识，我是不能回复她们大部分问题。当年制度经济学，关键是历史和部分不知所谓数字，加上几张清单，说资本主义什么好什么坏，社会主义什么好什么坏之类文字，又或是马克思怎样说，熊彼得怎样说，等等。这么学问是一潭死水，不可能回应今天中国青年需要知道。 一九九十二个月十二月，高斯（R. H. Coase）到瑞典领奖，我到那里和她相聚，大家谈起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对我们数十年耕耘所得很有点失望。我们还需要知道多是。认真研究人永远全部认为没有寸进。但一分一分地进，日以继夜，过了二三十年，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还是发觉今非昔比，认为世界是比昔日简单得多了。 好些人说我是新制度经济学其中一个始作俑者，那大约是正确吧。六十年代早期起全力参与其事，只有四个人。一个是我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艾师以后被称为产权经济学之父，关键是她当年口述传统。 第二个是德姆塞茨（H. Demsetz）。此君在洛杉矶加大任教时，我是她改卷员，不认为她怎样。但六二年她转到芝大，碰到了史德拉（G. J. Stigler）及高斯，一下子变作天才。六三年艾智仁秘密地给我阅读一篇隔行打字六十多页长、德姆塞茨写相关交易费用文稿，清楚而又有说服力，对我影响很大。 第三个应该最关键。那是高斯。她在五九年发表《联邦传输委员会》和六○年（印迟了，六十二个月出版）发表《社会花费问题》，深不可测。这两篇文章我反覆重读，从六二年读到六五年。高斯定律始于五九之文，定于六○之作，但定律之名是一九六六年，史德拉再版她《价格理论》一书时提出来。高斯本人不认为她有什么定律，我也是那样看，但定律大名一起，要禁也禁不住。以人名为定律，经济学历来没有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那样大名。此定律将会百世流芳是能够肯定吧。 第四个轮到我。不是说我功力怎样，而是说早期全力研究产权及交易费用，我是四个人之一。当初我是硕士，最年轻，可谓童子无知，躬逢胜饯。 六三年读了德姆塞茨长文稿，而更关键是受到高斯及艾智仁感染，我决定博士论文要在产权及交易费用那方面下注。艾师当初是反正确。她认为这些题材太困难，不是一个硕士要染指。她说得清楚，要拿博士，找些比较肯定有收获下注，产权及交易费用是博士后才能够下赌注。 坚持己见，转了几次论文题目我归宿于佃农理论。影响这理论有三部分。其一是洛杉矶加大三位老师传授价格理论；其二是以高斯想法推理；其三是戴维德（A. Director）捆绑销售口述传统启发。于今回顾，即使我在《佃农理论》中没有感谢戴维德，但关键是她影响使我以后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一个始创人。戴老捆绑销售显然是一个价格安排，是电脑租用合约中一部分，而这安排是一个选择。于是，考虑佃农分成，即使没有显著价格，一开始我就把分成作为一个价格安排，而佃农是一个合约，是选择结果。要是我不从合约和竞争角度看佃农，其理论我可能永远想不出来。 今天盛行合约经济学，是从佃农理论开始。想不到，今天盛行雇主和代办（principal-agent）分析，也是始于佃农理论。我历来没有刻意地研究过雇主和代办问题。我爱好是合约：六八年发表《私产和佃农制度》，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七○年发表《合约结构》，七二年发表《旧中国婚姻合约》，七三年发表《蜜蜂神话》，七四年发表《价格管制理论》，八三年发表《企业合约本质》，九二年发表《新制度经济学》，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