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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贿赂对象新论  2017年法律硕士论文精选论文一：贿赂对象新论 引言  作为贪污腐败犯罪的主要形式的贿赂犯罪，它由来已久。贿赂犯罪不同于其他贪污腐败犯罪的主要表现在于它涉及了行贿罪和受贿罪这两种对向犯，是权力寻租的产物。贿赂犯罪是对权力进行交易，它伴随着权力而生，尤其是在集权制度下，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寻租和腐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这种行为，不同的政府纷纷采用严厉的刑罚在惩治这种行为，但是贿赂却依然以他顽强的生命力继续存在着，并且由古至今。近年来，随着国家“打虎拍蝇”的形势的严峻，越来越多的大老虎的不断下马，激起了国内学术界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日益活跃，特别是对贿赂对象范围的研究。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指出：“受贿罪是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将能够转移占有与使用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①。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明确将财产性利益纳入了刑法规制范围，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已经从过去单纯对物质的追求逐渐演变到对非物质性的利益追求，特别是一些高官，这些追求往往是攻破他们底线的最有力武器，在司法实践中，各种新型的贿赂形式，特别是性贿赂、感情投资等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在不断扩大，同时引起了许多社会不良影响，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重新界定贿赂范围，应当是贿赂犯罪讨论的中心和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的高压态势一直保持，从中央到地方，“打虎拍蝇”取得累累硕果，民众对中央的决定拍手称快。为掩人耳目，逃避制裁，新的贿赂形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且“发挥”着传统贿赂形式不可比拟的作用。实践中，性贿赂、信息贿赂、帮助贿赂等层出不穷，不断侵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现有的刑法规范，并未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其中，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以，只能降格处置，为了进一步巩固反腐取得的成果，更好地持续打击腐败行为，现行刑法亟需完善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要求。 送出和接受非财产性利益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使得其有必要成为刑法的打击对象，以性贿赂为代表的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在贿赂行为中的泛滥成为非财产性利益入刑的现实必要。现实中，由于缺乏对非财产性利益的刑法规制，导致贿赂犯罪的犯罪圈与反腐败的要求不相适应，满足不了打击贿赂犯罪的客观需要。非财产性利益成为贿赂的不容忽视的表现形式，社会的稳定团结、政府的威信等因此受到的影响逐步显现；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也与国际立法相接轨。完善贿赂犯罪的对象范围能满足民众对反腐的要求，也符合社会发展。本文以文献研究法为基础，同时利用实证研究法，结合定性分析法，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和概括的方法加工所掌握的资料，立足于我国实际，充分发挥自身参与司法实践的工作优势，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于贿赂犯罪对象的著作主要有孙国祥的《贿赂犯罪的学说与案解》、何启斌的《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胡世凯的《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官吏渎职罪研究》、肖介清的《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论文类资料有莫洪宪、叶小琴的《贿赂的范围——以“性贿赂”为视角》、曹东方的《从法益角度再议贿赂犯罪的范围——兼论商业贿赂问题》、梁根林的《受贿罪法网的漏洞及其补救》、李凤梅的《受贿罪客体若干问题的探讨》、王作富、但未丽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完善——以为视角》、伟攀的《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及其处罚——以为视角》、高铭暄，张慧的《论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等。 .........  第一章 贿赂的界定   第一节 贿赂定义 “贿赂”一词在汉语的词性中有两种词性，一种是动词，一种是名词，两种词性对应两种不同的释义。作为动词使用时，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赠人财物而有所请托，进一步讲就是为了请人帮忙而给予人财物的行为。作为动词使用的范例，古代有不少记载，如《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宋《龙学行隐傅公行状》：“贿赂流行，公私俱困。”这里面涉及的贿赂一词均是以其作为动词而使用。贿赂作为名词来使用时，就是指贿赂的对象，或者是贿赂本身的范围，具体而言就是请人帮忙而赠与的财物，是指财物本身，也即什么是贿赂行为的标的。同样，在古代典籍中，作为名词使用的贿赂也数见不鲜。如唐朝《永贞行》言道：“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宋朝《曲洧旧闻》卷十有载：“王将明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这些文献里的贿赂一词均作为名词来使用，指的就是贿赂的对象，就是说什么财物才能作为贿赂，指的是贿赂的对象。贿赂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贿赂行为的标的，是行贿人和权力交换的媒介、介质。如果不存在贿赂对象，也就没有贿赂行为可言，贿赂行为本身据以产生的基础性事物也即贿赂对象或者说贿赂作为名词使用时的范围的确定及厘清是贿赂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