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与政府治理.pptVIP

　 韩国是亚洲最大的PX生产国，年产能为584万吨左右，出口量近150万吨。 日本作为另一个PX生产大国，年产能超过400万吨，有半数出口国外。 新加坡则把PX作为本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不断加大发展力度。 这些国外的PX项目能与公众和谐共处，主要得益于成熟而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制度。 　　国外化工企业均不惜投入重金，确保最大限度地消除PX生产的负面影响。比如韩国三星道达尔公司制定了高于政府规定6倍的安全管理标准：在电路、水路上均采用双重冗余设置；对有害气体采取强化10倍的处理方式；请第三方公司检测排放的气体，使数据更具有公信力；对新员工每年进行8次安全培训，老员工每年有1—2次安全演练；每个厂区都有自己的消防队伍；对于雷击、海啸等自然灾害都有预案。 　　同时，生产PX的企业也尽可能做到信息透明，消除民众的不安全感。在韩国，民众可以随时通过企业的主页查看安全生产信息。在新加坡，政府还担当起与社区和居民沟通的重任。 外国人为何不怕PX？ （二）我国邻避冲突治理特点 通过上述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以及PX时间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垃圾焚烧项目最终在民意的影响下停摆和PX迁址重建，但是冲突过程中采用的主导治理模式仍然是传统的权威式治理模式，即项目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进行推进。具体而言，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治理主体单一 政府是冲突中唯一的治理主体，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受到排斥。即使冲突过程中也存在公众和环保组织的介入，但是这种介入只是政府在民众的强烈抗议下所采取的被动策略。 (2)在治理的逻辑上存在“非邻避化”倾向 即将邻避冲突归咎于少数居民基于自利因素而反对大多数利益的群体事件，是私利反对公利、少数人反对大多数人的非理性行动。因此，政府的行为逻辑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维稳和利益导向下的项目推进。 (3)在治理方法以行政手段为主 在治理方法上，行政、法律、经济等治理手段并存，但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即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缓和冲突，并通过行政处罚及问责等方式及时控制和平息冲突。 （1）行政决策方面 邻避设施的建设，至少需要经过两类行政程序：一类是行政规划程序；一类是行政许可程序。前者是指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划时规定了邻避设施的选址；后者是指对具体的邻避设施予以许可的程序。这两种程序，都需要满足行政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要求。在我国，由于政府习惯于实体性合法问题，对于程序上的合法性关注不够。当公众对于邻避设施提出疑问时，政府回应的速度与方式都存在不足，往往会回避公众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即使对公众疑问的回复，也存在说明理由不足的现象。在行政程序上存在行政公开不够和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 （三）、我国邻避冲突治理的现状及问题 （2）风险沟通方面 邻避设施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政府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通过风险沟通来化解公众的恐慌或者不满。我国目前行政机关对于邻避设施的风险，主要是通过向公众提供科学上的证明，并承诺邻避设施的安全性对公众进行告知，行政机关认为通过科学证明就可以化解风险恐慌。但邻避冲突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需要通过公众参与和理由说明来让公众接受邻避设施并减轻对邻避设施风险的恐慌。 邻避冲突及政府治理机制的研究 ——基于几起典型案例的分析 公共管理：邢丽娜 李秋云 左巧梅 一、研究背景 二、理论基础 三、邻避冲突相关研究综述 四、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及过程 五、国外经验借鉴 六、政府治理政策建议 目 录 一、研究背景 （1）、相关概念 邻避冲突源于邻避主义。邻避主义即英文“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NIMBY，意为“别在我家后院”）。 是指政府部门规划的项目或公共设施，其产生的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即负外部性）却由附近居民来承担，于是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邻避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邻避冲突。 邻避设施： 是对一定区域整体存在的某种公共效用，但潜在负外部性影响却集中于周边社区，需要周边居民额外承担某种负外部性成本，因而遭到周边居民反对的设施。 邻避困境： 即在邻避现象的语境下，相对于政府主体（即公共政策的决策主体）而言，在邻避现象突显、矛盾冲突并形成一种决策理性与局部民意僵持的局面。邻避困境集中反映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左右为难，对邻避设施选址过程的公共政策价值难以界定和取舍，其具体表现为选址方案难以确定和选择；二是邻避居民对政府严重不信任、情绪化、盲目性地反对政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