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东晋的玄言诗与游仙诗.pdf

东晋的玄言诗与游仙诗 一、玄学与玄言诗的形成 东晋文学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东晋社会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偏安政局与门阀政 治，这两点对于东晋文学特性的形成至关重要。 东晋政权僻处江左，与盘踞北方中原地区的民族政权，彼此互有攻伐而难于取 胜，于是形成了长期对峙局面。这种情势，一般来说，应当引起朝野各阶层强烈的 兴亡之思和民族激情，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并没有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偏 安江左的苟安心态，对东晋文学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以局势相仿的南宋文坛作比较， 以陆游、辛弃疾等人泣血慷慨的诗风作比较，东晋文坛上的平静风气确实令人惊讶。 东晋诗赋中很少有国家民族灾难的反映，就好像这一历史上的重大事实不曾发生过 一样。普遍的偏安心态产生了一代偏安文学，其基本表现就是不关心国家社会前途 命运，缺乏崇高精神，缺乏慷慨风格。 东晋的门阀政治，基本表现为皇室政治大权旁落，掌握在若干门阀人物之手。 前期的王导、王敦、庾冰、庾亮，中期的桓温、谢尚、谢安、谢玄、谢石，后期的 王珣、桓玄等人，都是世家大族，执政治军事之牛耳，权倾人主，皇帝反而成了附 庸和傀儡。 门阀势力的强大也反映在文坛上，东晋文士出身大族者很多，他们常居于文坛 核心，带动文坛风气。 这些门阀士族既享有政治上的高位和特权，又拥有富足的物质享受，还拥有较 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平常过着悠闲萧散、舒适的庄园生活，形成物质与精神上的双 重贵族。这种生存和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学创作上，就以旷放闲适、不涉世务为基调。 于是遗落世务、旷放闲适便成了东晋士族文学创作的基本情趣和格调。 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就是玄学，其主要内容就是 《老子》《庄子》和 《周易》， 号称 “三玄”。 玄学在东晋极其盛行，有其特定的原因。从中原逃过长江的世家大族，面对着 事实上的国家残破、家园沦丧、异族入主中原，东晋士大夫无论多么通达平和，也 难以摆脱精神上的困扰和失落。而玄学以其崇尚虚无的本质特征，正好给士大夫们 提供了精神上的良方，以及实现心理平衡的支撑点。更重要的是，玄学的虚冲退静 思想，正适合于偏安政治及门阀士族闲适生活的需要，因此成为了东晋士大夫阶层 的思想文化风尚，历百年而不衰。 玄学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学的内容和情调风气上。刘勰在 《文心雕 龙 ·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 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在内容上，严重的脱离了现实； 1 在艺术上，“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由于玄学的影 响，东晋诗歌一方面缺乏遒劲的风力，体质弱于建安；另一方面又缺少华丽的词采， 外观藻饰不及西晋。 玄学对文学题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玄言诗的产生。 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数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复，江南又山清水 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被过江诸人带到东晋， 并且风气日盛。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重要标准。东晋历史上两位最 重要的丞相王导和谢安，都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王导 “为政务在清 静”(《晋书·王导传》)。谢安 “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 书 ·谢安传》)。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言诗的兴盛，便是在这种心态 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结合的产物。 东晋玄言诗的发展，还与佛教的流行大有关系。玄释合流，在当时很普遍，如 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等人都与名僧支遁、竺法深、释道安等 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名士孙绰、许询都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 又深谙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 玄释合流，给东晋玄言诗人的生活和思想带来很大影响。东晋士人处于较为安 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之中，没有采取老庄以至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 生活方式，而是追求 “心隐”，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 过着风流潇洒的生活。当时方内名士与方外高僧无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生 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 代表性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谢安、王胡之、王羲之等人。 二、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东晋玄言诗的主要特点，锺嵘 《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