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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管办分离|辽阳鑫阳光液体分离 　　没有了暗箱操作和潜规则，中国足协在改革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尽管这样的改革给人以“换汤不换药”的初始印象，但它的积极意义是真实存在的。 　　2月10日，河北香河基地，中国足协特别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方案”。如同以往，凡是足协的，都要逆反的，各方专家按照既定的套路，进行了毫无新意的质疑和批判。 　　其实，这是阳光下的一次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毫无暗箱和潜规则可言。是中国足协在丛林般的上级管辖下，在迷宫一样的各方婆婆中，艰难杀出的一条生路。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长期以来人们诟病最多的，就是中国足球协会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样一对“连体婴儿”。协会与中心的分离，一直是人们对中国足协改革的“参照系”，也是一个最理想化的结局。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于“职业联赛管办分离”嗤之以鼻，描述为“换汤不换药”。 　　但是，各路专家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在现有的体制和背景下，中国足协所谓的改革，究竟谁说了算?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会明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大家非3岁孩童，不是仰着头望着星空，天真地谈自己想插上翅膀与星星共舞的年龄。面对现实，谈理想和梦想显得太过奢侈，或者说是过于虚妄和幼稚。改革，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勾画一个永远找不到的世外桃源。沉浸在哆啦A梦和喜羊羊的世界里，谈管办分离无异痴人说梦。 　　记者本人熟悉管办分离的整个过程，清楚足协改革的初衷。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和指挥机构，韦迪为首的官员既非弱智，更非低能，在领会大势上都有着独到的造诣和眼界。他们明白，协会与中心的分离，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中国足球最终实现自治的最高模式。他们也更清楚，改革的目标和现实必然有着巨大的差距。在自己说了不算的体制下，还要必须改革，就必须找可能的突破口，以其进步意义，为以后的大刀阔斧改革当探路先锋。 　　这项改革，既要获得国家体育总局等上级部门的首肯，又要受到更高层领导的赏识。这是体制和政策的壁垒，不可逾越。中国足协的管办分离，就像是行进在复杂透顶且机关重重的丛林里，抑或身陷在茫然无助的迷宫中，需要的是生存之道，而不是漂亮的穿越。否则，处于风口浪尖的人，可能会被休假，被治疗，或者被休假式治疗。因此，将职业联赛剥离出中国足协，就成为一根必须完成管办分离的救命稻草。 　　显然，仅仅职业联赛的剥离，距离最终的改革实在遥远。因此，新当选为中国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韦迪公开表示，“协会与中心的分离，也将逐步完成，等全国足球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人们就会看到惊喜的变化和出人意料的结局。”韦迪强调了“逐步”，这是体制和政策决定的。脱离这个元素的所有攻击和板砖，都只是个人的意淫和―厢情愿。 　　一个全新的“职业联盟” 　　伴随职业联赛管办分离的，是职业联赛理事会。未来，中超和中甲两级职业联赛的管理与运作，都将由这个理事会完成。从它的性质而言，相当于日本的职业联盟，因为不是法人组织，必须打上“怪胎”的标签。但是，这却是一个全新的“职业联盟”。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孤立的，凡是新生事物都有着产生的根源。职业联赛理事会，就是包括国家体育总局高层在内的多方人士考察日本足球的结果。这是对日本职业联盟的一种效仿。日本职业联盟高度自治，日本足协轻易不会插手联盟的任何具体事宜。而且，日本的职业联盟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这一点，不同于中国足协成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 　　这个理事会的性质很尴尬，因为多种原因和政策上的限制，它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成为法人组织。让一个非法人组织独立于中国足协运作，很多事情都会遭遇掣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非法人性质，相比于日本职业联盟，职业联赛理事会才是一个“怪胎”。这只是称谓和评判上的，不是权责上的。韦迪也很无奈：“从民政部的规定看，职业联赛理事会还很难称为法人组织。我们也在积极与民政部沟通交流，通过理事会的实践和运作，看它能否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如果各方面都很好，我们希望两年之后，职业联赛理事会能够注册为法人机构。” 　　即使如此，中国足协还是赋予了理事会和法人一样的职能：中超和中甲联赛中的所有具体事宜，全部由职业联赛理事会自行完成和解决。韦迪说：“中国足协不再干涉职业联赛理事会，只会对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当然，足协不会去用这一票否决权。据我了解，世界其他国家足协都没有动用过一票否决。因为，一旦动用，就意味着否定和出大问题了。”韦迪的解释很明确，职业联赛理事会今后将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相当于日本职业联盟的功能。 　　程序和权力上如此，人员的使用上也有重大改革。除了中国足协副主席在第一任内兼任理事会主席之外，其余进入执行局的人都不再兼职。这是避免过去管办不分和衍生腐败的一种做法，也是为今后足协人员与中心官员身份不分的探路。在理事会的19名执委会委员中，中国足协只有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