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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打完辞职报告就能走 官员辞职可不可以说走就走 据不完全统计，20XX年至今，见诸媒体公开报道的辞职官员有19名，行政级别最低的为副科级（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级别最高的为正厅级（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职时最年轻的28岁（赵光华）。20XX年以来，已有9名官员辞职，其中包括3名地方党政一把手（梅永红、江苏省仪征市委书记程希、江苏省东海县石湖乡党委书记冒惠萍），还有5名厅级干部。 有媒体说，这是始于20XX年的新一轮官员辞职下海新浪潮。 他们为什幺辞职 辞职原因是公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其中，收入低、晋升难，为了圆梦和“为官不易”等四大原因，是普遍被提及的。 梅永红辞职后，并未进行过任何公开表态，但他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次关于公务员收入的访谈，迅速被各媒体翻出，作为其辞职的“注解”。梅永红当时对媒体说：“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3800多亿元，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元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元，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当然，也有官员明确表示辞职和收入有关。20XX年7月，28岁的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高调”辞职，在当地论坛发表感言《我为什幺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一时引发公众高度关注。赵光华直言，当时最大的困扰是收入不行和上升空间有限。“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过去，压力和责任非常大，与之相应的，收入却不高，基本上是风险大而收益固定。我当时想，到社会上起码风险越大，收益可以越高。” 去年5月，30岁的黄艳辞去了湖北省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一职。她说，一个月的工资是20XX多元，算上各种福利，每年拿到手的钱大概是5万元到6万元，“没有隐性福利”。自己的工资，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 除了收入低，晋升难也是被经常提及的一个辞职原因。20XX年，25岁的黄艳参加了宜昌市公开招聘科级干部的考试，于3000人中竞争200个名额，最终入职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为“黄副局长”，副科级。“年轻人都很想做些事情，不是怕吃苦，只是吃了苦希望有点回报。但我们的晋升渠道很狭窄。”黄艳说，“我们当中特别优秀的人，两三年就可以‘扶正’，只能说我没那幺优秀吧。再者当下选择也很多，不一定做行政工作一路干到底。”5年后，“黄副局长”选择了辞职。 实现梦想，是辞职官员经常提起的另一个原因。 20XX年12月，51岁的湖南省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辞职。陈延武是医学硕士，长期供职于当地医疗卫生系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XX年当上益阳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自己的梦是中医梦，“自己更适合当医生”。 20XX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一篇据称是周慧的辞职感言在当地网站流传，称：“每个人都应该遵循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自我掌控的生活。” 尽管理由各自不同，但在官方媒体看来，主要是因为“为官不易”。 20XX年12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文章《辞官现象折射“官念”之变》。文章称，辞官者的动机虽然千差万别，但不能说完全与“为官不易”无关。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成为新常态。“八项规定”真落实，“老虎”“苍蝇”一起打，当官有权不能“任性”，更不敢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大环境下，过去那些认为当官旱涝保收甚至油水十足的人，发现领导干部很多时候属于“高风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千军万马奔仕途的热潮自然会有所降温。去职者渐行渐远，在职者应忠于职守。 官员辞职可不可以“说走就走” 一名在中央部委工作的处级干部说，官员到民企任职，最大的价值在于了解政策、有人脉资源，“企业的许多事情，辞职官员首先‘知道找谁’，其次‘能找到谁’，然后‘能说上话’，最后‘能办成事’，这是民营企业最需要的”。 所以，有人担心官员辞职变成另一种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有“对权力二次开发”之嫌。还有人提出，官员辞职下海要防止缘于职务的“期权效应”，即事先将自己的权力巧妙地转换成个人日后“跳槽”的资本。 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立法的意愿很明显，就是想斩断权钱交易的任何可能。但什幺是“直接相关”？法律缺乏更明确的界定。有媒体表示，从实际的辞职案例来看，对于需求方企业来说，正是看中官员在某个领域深厚的人脉关系，而不少官员辞职后，从事的依然是和原工作业务相关的工作。比如20XX年至20XX年，广州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