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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系列创作是我对文学认知的一次次体现” 鄢莉 王秀梅 时间的打磨和修改，让我重新认识、发现、组织自己 鄢莉（以下简称“鄢”）：秀梅老师好，很高兴和您开始这一次访问。我还清楚地记得20XX年您来参加我社年度笔会的情景。那次笔会是在一个叫做浪口的小镇举行的，规模不大，气氛却特别地好。我们一起在河渠边漫步，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您留着一头短发，笑容温暖，言语爽朗，如北方阳光般明净热情。但当我们坐在小镇咖啡馆的长桌旁进行分组讨论，谈到文学的话题时，您却流露出严肃的神情，发表了不少高论。当时我就觉得，您是一位既可亲又可敬的作家姐姐。 为了这次访问，我查到您早在20XX年就在《长江文艺》发表了一篇名为《芙蓉》的小说。能谈谈您和《长江文艺》的渊源，以及投稿的经历吗？ 王秀梅（以下简称“王”）：鄢莉老师好！我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次访问。您谈到那次年度笔会，立即把我带回到了20XX年秋天的浪口。巧合的是，进行这次访谈的时间，跟浪口笔会的时间非常吻合，都是10月下旬。感谢那些执着研究光和影像的先人们——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叙述了“小孔成像匣”的原理，到16世纪欧洲出现了供绘画用的“成像暗箱”，再到1839年法国画家达盖尔公布了他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于是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可携式木箱照相机——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照相技术一次次地蜕变和发展，我们举起手机就可以留下任何我们想留下的影像。我翻看着那些照片：浪口度假区那典雅的三层回环小楼，廊柱上悬挂着的红色灯笼;抬起头来，可以看到屋檐切割成的矩形的天空;站在三楼阳台上看到的一鳞一鳞的灰瓦;清晨或傍晚，穿过一条小桥，在度假区周边散步，看到的雾中的小船，湖水中的野鸭，挑着一担子地瓜蔓在路边歇息的农妇，以及一路相随的白狗。 照片还忠实地记录了我们坐在小镇咖啡馆里进行分组讨论的情景。那些熟悉的朋友们，熟悉的音容笑貌，停留在三年之前，跟我在朋友圈里见到的他们现在的影像，显然已有了时光制造的不同。影像还记录了我当时摊放在眼前的两本书：凡尔纳的《地心游记》、马龙·詹姆斯的《七杀简史》。《七杀简史》封底的一句话，当时读后让我惊颤不已，此后每当进入一个难解的局面时，我便会将之反复咀嚼，省己审事。 谈到与《长江文艺》的渊源，同样也有迹可循，只不过，这方面留下的是文字影像——从20XX年开始文学创作，我便养成一个习惯：记录每一次投稿经历。翻开那个陈旧的、纸页边缘已经泛黄的本子，我在上面找到了向《长江文艺》投稿的文字记录：第一次是20XX年8月2日，短篇小说《扶郎》;第二次是20XX年10月9日，中篇小说《大雪》;第三次是20XX年3月23日，中篇小说《芙蓉》。经过了前两次的失败，第三次投过去的《芙蓉》，发表在20XX年第5期上。从此，开启了与《长江文艺》的缘分，陆续发表了《虚构的卷宗》《隐士》《龙》等。同时，《天衣》《陈北坡的火车》《山市》等小说也陆续被《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 只是，我不太记得当初是怎么把稿子投给喻向午老师的。大概是自由投稿吧。20XX年我刚开始写作的那段时间里，经常去一个邮电局的报刊亭里买文学期刊，抄写投稿地址。也或者是希望我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某位前辈师长，向我提供了《长江文艺》的投稿地址——这段历史，我确实忘记了。我能记住的，是此后接近二十年中，与向午老师之间形成的稳定的责编关系，我们之间交流稿子的多次电话。最近的一次微信交流中，向午老师先是抱歉地对我说，稿子看得迟了，因为家事缠身，他进入超出预想的忙乱。即便如此，向午老师仍然围绕小说标题，与我进行了两天的沟通和讨论。在共同努力之下，我们为小说重新取了这个比较满意的标题《屋顶上的爱默生》。 还有编辑部及选刊的其他老师，因为访谈、笔会等其他事情，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沟通。他们都是作家的好朋友。 鄢：现在让我替您简单梳理一下您的创作经历。您在本世纪伊始就踏入文坛，二十年來始终保持着高涨的创作热情，发表、出版了九百万字的长中短篇小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XX年起，您用《去槐花洲》《见识冰块的下午》等作品，创造了您的“槐花洲”文学地标;20XX年左右，您写的“父亲三部曲”——《父亲的桥》《浮世筑》《浮世音》，引起了较大的反响;20XX年后，您接连创作了一系列《聊斋志异》同题小说作品，被评论家称作“新灵异小说”。能说说您在不同的创作阶段是如何完成自我拓展、自我超越的吗？回首创作历程，您有什么感悟？ 王：“槐花洲”、“父亲”、“《聊斋志异》同题”这三个系列，是我创作过程中的三个尝试。20XX年开始小说创作以后，我跟许多作家一样，并没有十分明晰的创作规划。那个时候，物理年龄处在比较理想的阶段，每天都有旺盛的创作欲，只要坐在电脑前面，打下一个无来由的字，就能喷薄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