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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史中的文献考古方法初探 摘 要：关于电影史中的文献考古方法研究也有不少，迄今我们也能看到不少学者对于文献考古方法的提出及应用，在电影史的研究中有不少喜人的成果。我们相信借由这一方法，定能拨开重重迷雾挖掘更多的细节，还原一个更为清晰的历史真相。 关键词：电影史;文献考古;方法 我国电影从诞生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早期出版的电影史书籍不仅数量有限且囿于资料收集等诸多原因，逐渐显现出偏差而被学界指出并纠正。电影史学家郦苏元认为，电影史既是电影研究，又是历史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1]电影史的观点撰写不是对事实的消极转述，阅读历史也不是对文本的被动接受，而影像建构的历史和影像本身的历史更是吊诡暧昧。因此，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电影历史学充满了抗衡和变动。[2]近些年来，随着学界对重写电影史的呼吁，虽是源自全球化语境的变化，也督促我们为既存的早期电影史书写作纠错或补充。以我国电影史书写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例，在民国报刊引用方面达到了难以逾越的高度，但是也存在缺陷，仅就史料选择的问题，也无法遵循历史分析和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一般均服从于阐明我国电影中阶级斗争情况的必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隔断了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内在联系，将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推向了中国电影政治史的狭窄路途。[3]通过文献等资料的考古形式虽说不能为研究某一特定时段的电影历史还原出一个“考古现场”，但如果过滤掉其在早期电影史书写存在的资料不足或是政治批判话语，那么我们离有失偏颇的武断历史书写势必越来越远。 要理解文献考古这一研究方法的定义，首先需要理解考古及知识考古的概念。在考古学方法论中，考古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搜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的方法和技术。传统历史研究从事的是记录过去的遗文遗物，将之转变为“文献”并使文献说话，使用并质疑文献。[4]而福柯提出的考古学，即所谓的知识考古，它运用了一些具有结构性的原则：知识考古学并不是旨在通过在已知事物本身中找出这些事物的方法来重复它们，不是向起源的秘密深处的回归，而是对某种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它实际上是一种重写或改写。福柯将文献看作“遗物”，只考虑其自身价值，不考虑其工具价值，只揭示其复杂的内部关系;不针对时间，它针对的是某一知识系统的内在层次。知识考古学力图界定的不是在话语中隐藏或揭示的思想、形象、主题，而是那些话语本身，那些遵守一定规则的作为实践的论述。它不是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是一种描述性的学科。[5]我们在电影史研究中所言及的文献考古方法，更接近于两个概念的集合。它既涉及历史学中考古的概念，又涉及福柯关于文献和陈述的定义。也有学者对此下过定义：“文献考古”绝非利用考古材料去印证文献记载，而是去伪存真地分析有关的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正确逻辑关系同相关的考古资料的存在背景关系的系統对应，以解释考古问题。[6]将文献考古方法应用于电影史的研究中，要求我们跳脱一般意义上对于影像文本的考古，而是借由文献和历史资料对既存的电影史内容进行纠错或补充。 区别于传统电影研究中非常注重电影拷贝及与影片创作相关的史料此类偏重影像的能指，文献考古更偏重于诸如档案、报纸、期刊、电影年鉴及其他地方历史文献、日记、私人信件、回忆录、口述史等资料。这些文献资料不仅通过影片批评和放映广告还原电影的诸多细节，也诉诸时局背景呈现了从制片、发行到放映的各个环节以及电影的政策法规和交流传播。回到早期出版的报纸，再参证电影刊物、电影档案以及其他形式的史料，可以修复电影史上存在的那些因人为或非人为原因造成的巨大裂隙，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电影丰富而又深厚的历史轨迹。[7]从学者在电影史研究中运用文献考古的成果即可窥见一二。学者黄德泉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初创活动影片考》一文中提到商务印书馆自1914年开始制作幻灯影片，但早期制作的活动影片多已失传。其通过对同时期出版的《时报》中商务印书馆的广告进行对照，得出了更为翔实的商务印书馆初创期的活动影片出品及放映活动细节。电影史中文献考古的必要性也因为以往有些史料运用不充分或有错误，所以有必要像考古一样寻求史料、证据，细致分析得出结论。黄德泉学者在《“电影”古今词义考》中即通过对报刊中各种名词的比对，得出了被视为圭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关于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的论断有误的结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作为早期出版的颇具权威的电影史尚且存在此类纰漏，证明电影史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当然也显现出重写早期电影史的必要性。民国时期的报纸资料不仅是研究民国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尤其是社会生活史和日常风俗史的必由之路，也是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的重要依据。民国报纸里的电影信息包括电影新闻、电影论评和电影广告在内，为我们反思中国早期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