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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女人的诗性历史 文学与历史的相互缠绕，一直是现代以来文学的本质关系。sup①/sup新时期以来，有相当数量的女作家进入了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她们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话语空间中不断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从而完成了女性主体的建构。其中，赵玫的“唐宫三部曲”——《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以鲜明的性别视角，捕捉被传统历史记述忽视的“第二性”的生存状况，以发现女性的眼光为女性立传，以对话的方式体会女性的心灵，以带有颠覆性的想像力重绘女性历史生命的图景。从而，在构筑历史女性生命历程的同时，以其性别意识鲜明的历史书写策略，拓展了历史言说的诗性空间。 一、“发现女性”——探寻女性的历史存在 在漫漫的历史长卷中，女性人物往往被历史记述排挤至边缘。她们在男性的历史叙事中湮没无闻、失位失名甚至被扭曲篡改。新时期以来，随着凌力、石楠、须兰、赵玫等一系列女作家的崛起，“女性无史”的状况才得到改善。这些女作家们以性别视角对历史进行重新挖掘，使那些被所谓“正史”遮蔽、忽略、甚至歪曲的一系列女性历史人物浮出历史地表，重新进入审美视野，成为大写的存在。一些学者因此把赵玫的某些作品列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范畴。诚然，她的文本具备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些特征。比如讲求在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中进行文本阐释，注重返回个人经验进行历史的多重解读，拆解大文本，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辞语言层面等等。然而，对于历史的客观真实和史料的态度，赵玫也依然保持了严谨和认真。她的几部长篇历史小说，都是在作家理性之光的烛照和穿透之下完成的，这是探询女性历史存在的先决条件。在正式写作之前，伴随着史料搜集和整理，作家先要厘清传统历史是如何记述、评说女性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这样才能够发现其中隐含的奥秘，这便是对历史女性的一种理性关怀。 赵玫在写作《武则天》时便吐露过对这种理性认知过程的理解。她知道，历史小说对于她“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用今天的笔去驾驭那些尘封的往事似乎并不是轻松的事。尽管我们有我们的方式，但历史是真理性的。那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违背，所以我们必得要钻进故纸堆。我们要弄清楚历史人物的复杂关系和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要了解当时的人文景观、风土人物，以及服饰的特点、建筑的风格。繁琐考证会扼杀想像，但我们又不能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那大量的资料。只有当这一切终于被我们翔实地占有后，似乎才谈得上我们的方式”。sup②/sup在赵玫身上，我们看到了“治史”者所应有的踏实，而非某些“新历史小说”提倡的放弃认知历史和逃避历史深刻的那种姿态。 在掌握了足够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赵玫才开始在作品中印射她的历史观和对人物命运的理解：“我不想在重塑历史的时候重陷历史的泥潭。我必须摆脱那种貌似正统公允的男权历史的圈套。为什么古人的论断就一定是不可逾越的呢？我应当拥有一种批判的意识，革新的精神，历史也许才会闪出新的光彩。这可能是大逆不道，但我却只能如此选择自己的方式。” sup③/sup在写《高阳公主》之前，作者所参照的只有史书中短短几行文字，以及与这几行字相关的其他人物的记载： 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婿。主负所爱而骄。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禄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sup④/sup 史书的寥寥数笔，在赵玫那里演绎成一部长篇。高阳公主与房家两位公子的感情纠葛，与辩机和尚的真挚爱情，与吴王李恪的朦胧感情被她演绎成女性爱的历史。史料中的高阳是苍白的，她没有性格、相貌、情感以及种种属于女人生命内涵的东西。因为高阳的身份虽然显赫，在史书记载中也确实颇受太宗喜爱，但饱含政治色彩的史书很难对这位一生基本不涉政治的女性发生兴趣，她被“男人”的历史拒绝了。作为女性作家，赵玫所看重的是身为历史女性的高阳那舒张的性格。这种性格，在短短的几行历史记述中已经有所指涉：“怏怏、悦之、无哀容……”几片碎片式的词语，构成作家思绪发扬的触端。和高阳公主一样，史书对上官婉儿的记载也属凤毛麟角，而对武则天的记载虽有所增益，也无法显露出更多与女性性别特质有关的信息。当然，我们无法苛求古人，惟有以今观古，方可发现那些古代女性内蕴的丰富和血肉的灵动，方可发现“小女子”身后的“大世界”。凌力“百年辉煌”系列中的乌云珠史上实有其人，根据那些极为单薄的史料，作家将乌云珠塑造成一个相貌出众、才识过人的女子。这种对历史“小人物”特别是女性存在的挖掘，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庞天舒的《王昭君·出塞曲》，蒋丽萍的《柳如是·柳叶悲风》无不是这种尝试的持续，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