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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思想的开放 北宋美誉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很享有美誉的。元末赵汸《观舆图有 感》五首之五自注云：“世谓汉、唐、宋为后三代。”（1）《宋 史》卷三《太祖本纪》赞语本之而谓：“三代而降，考论声 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北宋 所以能赢得后世史家学者的高度赞誉，其间主要原因之一， 如朱熹所云：“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 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 （2 ）亦如陈亮所云：“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 前代。”（3 ） 确实，北宋自立国以来，便以所谓“祖宗立法”的特殊权威 确立了“偃武修文”、重视发挥儒者文士作用的治国方略：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 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 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 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 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 彬辈出焉。”（4 ）“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得至辅弼者多矣。” （5 ）在这样一种儒者文士社会政治地位普遍提升的背景下， “以天下为己任”遂成为其时士人的群体意识。无论是王安 石力行“新政”，还是吕氏订“乡约”、范氏设“义庄”，如 此等等都既是这种群体意识的展露，又充分表明士人对于 “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6 ）传统的秉承与实 践。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成为儒士坚持的原则， 甚至逐渐形成为君、臣上下的共识：“列圣传心，至仁宗而 德化隆洽，至于朝廷之上，耻言人遇，谓本朝之治与三代同 风。此则祖宗之家法也。”（7 ）这就便得与唐代相比，宋代 士人“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 的有机构成”（8 ）。在与君王“同治”或“共治”天下的原 则下，北宋的儒者文士多热衷并积极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政治 生活之中，以期实现其社会理想。然而，由于政治见解歧异、 学术思想有别，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实践中，儒士群体发生 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而党争之剧烈，也就极自然地成 为北宋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一、“国是”观念与北宋党争（9 ） 北宋士大夫因政见引起的党争，萌芽于仁宗景祐、庆历年间， 盛行于神宗熙宁以后，直至北宋灭亡。而在这一运演过程中， “国是”观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起源上说，“国是”观 念的出现同士大夫和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的意识难 以分开。熙宁三年（1070 年）四月甲申，神宗与司马光曾就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问题展开辩论，其最后的对答如下： 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 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 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 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10） 按：神宗所引孙叔敖“国是”之说，见于刘向《新序》卷二《杂 事二》： “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 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 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 士，曰士非我无由贵富；士骄君，曰国非士无由强。人君或 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由定 矣。夏桀、殷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为不合 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庄王曰：‘善哉！愿相国 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 年轻的神宗在引用孙叔敖之语时，于“众”下失一“非”字， 此或因其记忆有误，然其源自于《新序》当无可疑。（11） 至于学识渊博的史家司马光熟知《新序》记载的这一故事， 更不足为奇前因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宗与司马光这次 有关新法问题的论辩中，孙叔敖的“国是”观念成为他们君 臣共同的出发点。所以会出现很有意趣的历史现象，诚如余 英时先生所论：“《新序》这一故事是战国晚期士阶层在政 治上逐渐得势时的产品，绝非春秋时代的史实，……但故事 中的楚庄王愿意和相国及士大夫‘共定国是’的主张则恰好 适合熙宁变法的需要。”北宋“士大夫回向‘三代’的革新 要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参与意识都是从仁宗时期逐渐发 展起来的。庆历变法的短暂挫折并没有降低他们追求变法的 热诚，但这些抱着革新理想的士大夫只是思想领域的原动力， 因此仅能鼓吹变法，却不能发动变法。只有皇帝才能发动变 法，因为他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在这个关键时刻，年轻而 富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