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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艳情化武则天的原因浅析 摘 要：明清时期武则天被艳情化，其原因大约有三个层面。一是文化学层面，武则天的个人魅力。包括历史人物，史传传统；帝王地位，女性身份；文学传统，惯性作用等。二是社会学层面，明代的社会氛围。包括统治阶级的影响；晚明思潮的冲击；商品经济的影响。三是心理学层面：精神需要的满足。从作者的角度看，文人以此自诩风流，展示魅力；从读者的角度看，则是窥探他人隐私，宣泄本能欲望的反应。 关键词：武则天 艳情 原因 明清时期的小说，普遍存在着艳情化帝王的倾向，如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等，其中，武则天由于其女性身份更成为关注的焦点。唐朝及之后的武则天故事大多是以史实为依据，虽然偏离了历史，但基本保留了武则天的本来面目。明清时期的武则天故事在她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出现了一大批以武则天为主人公的艳情小说，如《如意君传》《浓情快史》《载花船》《武则天外史》《唐宫春武则天》等。 一、文化学层面，武则天的个人魅力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其所作所为，使她在中国的文化史当中无法被忽视。关于武则天的故事很容易唤起读者的期待视野，吸引更多的受众。 第一，历史人物，史传传统。武则天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上的武则天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对于读者而言，这种对帝王将相的描写虽然不如史书正统，但比起那些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为主人公的故事要显得有价值得多。小说等叙事文学不仅体裁源于史学，内容有很多也脱胎于史书。武则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她的生平事迹，人际交往等方面都是后人生发的起点，尤其是小说家“补史之阙”的意识。古代小说具有强烈的补史的观念，在涉及到历史人物时，小说家往往以史家自居。他们把记录历史人物的故事，当作撰史的一种方式。所以小说又被称为“史遗”或“野史”，李肇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国史补”，就是“虑史氏或缺则补之意”。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如果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那将是无尚的荣幸。小说家把自己的地位与撰史者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是对自我工作的一种肯定，或者说拔高。即使是杜撰的小说，很多作者也会在结尾加上一句，说明这个故事是从某某人那儿听来的，或发生在某地，或由某人亲见等，以加深可信度。这种思想意识使武则天成为长盛不衰的题材。 第二，帝王地位，女性身份。帝王将相，本身就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早期的典籍主要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小说和戏剧诞生之后，早期的主角也都是这些人物。一方面，由于他们处于一国权力的焦点而具有超凡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话语权掌握在帝王将相手中，他们掌握着文化知识，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自己当作主人公。明代早期的禁令可以说是这种状况的反证。朱元璋及朱棣多次发布了禁止扮演帝王将相的政令。帝王将相正是帝王文化与士大夫文化所推崇的，明初的这些政令恰好与市民文化的兴起不谋而合。正是明初的三令五申，使戏曲小说的题材从帝王将相走向了普通民众，中国历史也从帝王与士大夫文化过渡到市民文化。作为帝王，很容易吊起读者的胃口，而女性帝王，这种性别的改变必然会增加世人的关注。从秦始皇开始至今，历史上大约有近五百名帝王，除武则天外，都是男性。在传统观念中，不允许女性活跃在社会的舞台上，她们应该守在家中，相夫教子，以夫贵为妻荣。当一个女性在社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便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武则天拥有了最高权力，成为一国之君，便不可能淡出人们的视野。武则天的所为与男性皇帝相似的地方并不太受关注，那些不同点才是引起人们的兴趣的地方。 第三，文学传统，惯性作用。中国文学比较偏爱传统题材，常常对同一人物的同一故事进行多次演绎，如孟姜女的故事，王昭君的故事等。虽然是旧有题材的重新撰写，但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郭英德先生认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复制（Reproduction）实际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修辞方式。经由成批复制所产生的众多的‘摹本’，固然消解了经由独创所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原本’的艺术魅力，但却同时也强化了‘原本’所具有的审美感染力。由某类作品或某类人物形象所产生的特殊的审美感染力，由于被不同的作品重复再现，为人们反复欣赏、往往形成大众普遍的审美心理定势，反过来推动作家继续创作类似的作品或类似的人物形象。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审美过程中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1}艳情小说虽然写的是新内容，但人物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一部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却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文本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