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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意年龄应提至16周岁 宛瑾　王丽娜 2020年3月，“上市公司高管鲍某某涉嫌性侵养女”一案引发广泛关注。此案中，鲍某某曾回应称双方是“恋爱关系”，且认识女孩时其已满14周岁。 上述案件引发公众对性同意年龄的普遍关注。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提交议案，建议修改《刑法》中的性同意年龄，具体分为三档：在监护、师生、管理等信赖关系中，将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龄提高至18周岁;如果未成年女性与男方年龄相差不超过5岁，其性同意年龄可以仍保持为14周岁;对其他一般情况，性同意年龄一律由原先的14周岁提高至16周岁。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考量，中国《刑法》中设置了“性同意年龄”（又称“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自愿年龄线”），《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因此，性同意年龄或自愿年龄线在中国是14周岁。 朱列玉认为，将性同意年龄细化为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三个层次，不仅可以推动司法实践，使执法更加便利，也能够有效惩治针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从而有效制止针对儿童的性暴力，加强对儿童的性保护。 特殊关系中的性同意年龄提至18岁 朱列玉对《财经》记者表示，他一直在关注“上市公司高官鲍某某涉嫌性侵养女”一案，思考立法上可能存在的问题。 朱列玉表示，当未成年受害人与犯罪者处于监护、师生、管理等特殊关系中时，容易受到犯罪人的强迫或诱导。而在之后的司法过程中，侵害者经常会以对方自愿、同意为由为犯罪行为进行辩护。因此，他认为，在监护、师生、管理等信赖关系中，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年龄高于一般的同意年龄，提高至18周岁，这样才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女性的合法权益。 司法机关也已经关注这类现象。20XX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对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其中，特殊职责的人员指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 但朱列玉对《财经》记者指出，司法解释只是对强奸罪中一种特殊情况的说明，和年龄并无关系。在上述特定情境中，未成年女性向特殊职责人员表达的性同意是否有效，法律依然语焉不详。 不少国家都对信赖关系中的性同意年龄做了特殊要求。德国规定，对未成年人有监护、保护责任的人，如果要与其发生性关系，必须等到该未成年人年满18周岁成年。英国规定，对于存在特殊信任关系的群体，如教师与学生、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等，未成年人的同意年龄是18周岁。教师只要与不足18周岁的学生发生关系，就一律以犯罪论处。 一般性同意年龄提至16岁 朱列玉建议将《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中的性同意年龄从14周岁提升至16周岁。 “（提出议案前）我咨询了妇联、教育工作者、心理学研究者和法院、检察院中的工作人员，大家普遍认为现行刑法将性同意年龄规定为14周岁不能反映心理成熟度，而16周岁是比较合适的界限。”朱列玉告诉《财经》记者。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中国，由于性教育起步晚并且不完善，14周岁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性同意的后果并没有明确的认知，大多对性侵害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观念，缺乏性保护意识。 此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虽然如今未成年人身体发育的年龄可能有所提前，但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14岁的孩子就具备了认识和接受“性”的过程和结果的能力，特别是当前各种网络信息良莠不分，网络社交又让孩子能接触到的人群范围大大扩展，14岁时就能基于自由和理性的判断作出性同意值得怀疑。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赵合俊在其论著《中国同意年龄法的缺陷与完善》中指出，偏低的同意年龄是中国同意年龄法的一大缺陷，大量性侵14岁-18岁儿童的行为因14周岁的同意年龄而为法律所豁免，导致法律对儿童的性保护不足，也无疑从另一方面放纵了性侵儿童的犯罪行为。 目前世界各国对性同意年龄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根据各国的立法例，進行合法性行为的最低年龄大多在16周岁左右。据学者在20XX年进行的统计，在有相关资料的200多个法域中，法定强奸的意思表示年龄为16周岁以上的有154个法域，占据75%以上。在美国，其50个州立法规定的性同意年龄均在16周岁-18周岁这一区间;在澳大利亚，这一区间是在16周岁-17周岁。 韩国受“N号房”影响，4月29日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Telegram“N号房”事件防治法》，包括《刑法修正案》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