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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强制权 城市房屋拆迁近十年来，演化成最易产生矛盾的一个领域。拆迁的强制性正是诱发矛 盾的根源。同时近年来，人们也渐渐懂得了“法治”的要义并不在于简单的知法守法，而 在于让法律成为个人权利的保护神。 何谓“强制拆迁” 笔者认为扩大 “强制拆迁”范围，是近年来拆迁纠纷走向尖锐化的根源。 何谓 “拆迁”， 可引用有关条例的管辖定义，“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 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这一定义仅排除了自行拆迁的情形，而将一切因土地 使用权转让带来的拆迁都囊括在“强制拆迁”之内。不像以前只有被纳入城市改造或政府 工程的项目才搞强制拆迁。这一规定强调拆迁发生在“国有土地”上，似乎为政府强制力 量介入提供了一个理由。但它忽略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这些“国有土地”是政府已 经向私人有偿出让了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政府的身份有两种解释，一是土地所有权人的名 义，一是社会管理者的名义。但政府既然拿地换了钱，就不能再以土地所有权人的身份强 制性介入。政府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不构成强制的理由，相反，政府不拥有土地使用权构成 了不能强制的理由。 因为强制拆迁的本质就是政府单方面收回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 是一种物权，土地使用权及其附着的房屋所有权是老百姓用一生积蓄换来的、安身立命的 最重要的财产权。拆迁问题首先不关乎补偿，而关乎对私人产权的剥夺。 无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还是《土地管理法》，都未提及“房屋拆迁”这一概念。 因为房屋拆迁的基础是房地产交易，无交易即无拆迁。只要国家不收回私有房屋的土地使 用权，拆迁的实质就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履约行为，而非行政法上的概念。即便拆迁行为 因为影响到城市配套建设而需要进行规范和管理，这种作为社会管理者角色的管理权限， 也不可能包括违背产权人意志的强制拆迁在内。政府的强制拆迁只能发生在一种前提下， 即政府强制性地收回了某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只有土地使用权被政府合法的强制性收回， 才会产生出强制拆迁的行政权力。而征用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要求，只发生于政府自身因公 益而用地的情形。 房屋拆迁的本质，是卖方处分自己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私人行为，或买方基于 契约而产生的合同权利。两方面都和政府无关。但“国有土地上的拆迁”这一模糊的概念， 通过强制而 ?夺了拆迁户的土地使用权。 为什么说公民个人的财产权是宪政制度的基石， 就 因为公权力对它的侵犯是无所不在的：强制性退耕，强制性拆迁，强制性安装或不安装防 护栏，强制性使用统一的店铺招牌，禁止在阳台上晾内衣，禁止在家门口放泡菜坛子，以 及乱罚款乱收费等。只有当这些政府行为的背后，存在一个财产权先于国家权力的宪政原 则，法律才可能在个人财产权和政府权力之间划出具体的边界。 凭什么强制 除财产权外，强制拆迁所侵犯的还有两种同等重要的对象。一是私法领域内的“契约 自由”，一是公法领域内的司法权力。 有关拆迁管理条例以“房屋拆迁”这一行政指令性概念，代替了房地产转让中的契约 概念。强制力的在场，使一切商业性用地的缔约和谈判过程被扭曲，事实上侵犯和取消了 拆迁户的契约自由。无论各地政府对于补偿问题和估价问题进行怎样的立法，有的城市合 理些，有些城市不尽合理，但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拆迁户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是在推 土机之下缔结的“城下之盟”。 一个寻常百姓都知道的简单法律常识，任何一笔合同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我们是不 能自己去强制的，也不可能找任何政府部门出面强制。我们只能去打官司。只有法院通过 诉讼才能产生出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力。这就是司法权独立的一个基本内容，即只有法院才 有权对具有司法性质的纠纷进行裁决，并有权对什么是属于司法性质的纠纷作出判断。而 以行政法上的“拆迁期限”替代合同中的履约期限，这就一方面剥夺契约自由，自我授权 拥有了强制执行合同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也僭取了法院的司法裁判权和强制执行权。这 使房产开发商与房产权利人之间的合同成为一种准行政合同， 成为一切合同中的一个例外， 即政府直接拥有强制执行一份私人契约的特权。这一特权的存在，使开发商如同带着“刀 子”走进每一笔合同的谈判现场。 而当强制力直接掌握在政府部门 ( 政府的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