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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资源法律保护探析 杨丽娟 耿小童 摘要：指出了目前我国不乏在遗传资源领域开展的相关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但是相关进展并未在药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领域发挥显著的作用，目前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仍然没有摆脱工业文明时代法律保护传统思路的束搏。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建议完善药用植物法律保护体系，针对药用植物遗传资源单独立法;建议建立药用植物遗传资源数据库.以期保护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资源，守护自然界生命的底色。 关键词：药用植物;遗传资源;单独立法;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S7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20）04-0204-04 1 引言 遗传资源是一种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的自然资源，遗传资源的存在赋予了地球上生物资源再生的可能性，把握遗传资源等同于掌握生物资源宝库的钥匙。我国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的蓬勃发展正是得益于我国种类丰富、品种独特的药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支撑。目前我国不乏在遗传资源领域开展的相关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但是相关进展并未在药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领域发挥显著的作用。生态问题的根源是制度的失灵[1]。目前法律保护领域出现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遗传资源保护仍然没有突破工业文明时代法律的传统思路和规制手段[2]。以“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指导，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亟需转变思路。具体来说，应当以生态文明观为立法指导思想[3]，用保护为主的立法思路取代开发为主的立法思路，创新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确保改革落实到现行资源保护法律中，使得我国资源安全得到法治的有效保障。 2 药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迫切性及立法实践 2.1 药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面临的迫切性解读 药用植物遗传资源，即来自具有治疗疾病功能、预防疾病功能或保健功能的植物中的，具有实用或者潜在实用价值的遗传材料及遗传信息。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资源一方面承载了药用植物自身的基因密码，另一方面将我国中医药治疗技法和研究成果经由物质形式传承了下来。我国中医药体系完备、历史悠久，而中医药疗效的发挥和技术的传递都需要以药用植物作为基础材料，药用植物资源的可再生性也为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资源的重要价值贯穿中医药发展的不同时间维度，如果药用植物遗传资源进一步流失，则我国中医药的历史演化过程和研究成果无法流传、现阶段的中医药治疗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同时严重威胁中医药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资源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医药发展的物质基础，其关键地位不言而喻。 近年来药用植物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为药用植物规模化培育和种植提供了内生动力，而培育技术的进步也使得部分野生药材的人工种植得以实现，但是目前药用植物的野外获取仍是取得药材的重要手段。在药用植物的生长环节，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赋予了植物独特的药用价值，而药用植物生长地域与其有效成分组成之间的对应关系尚不明晰，因此药用植物的野外生长尚不能被人工培植取代，诸如野山参（Panax ginseng C.A.Mey.）、雪莲花（Saussureainvolucrata（Kar.et Kir.）Sch.-Bip.）等药用植物仍保留着高度野生性特征，这意味着在得到有效的研究和保护之前，存在于原生境中的遗传材料是这些物种遗传资源的唯一保存形式。然而在市场的驱动下，人类不科学的采集方式和不考虑植物繁衍能力的过量攫取导致野生植株的大量消亡，而植物个体的大量灭失则直接引发其遗传资源的毁灭。目前获取许多野生植物的药用价值往往是以毁灭整个植株为代价的，如杜仲（Eucommiaulmoides Oliver）、降香黄檀（Dalbergiaodori fera T.Chen）的药用价值存在于茎皮，而紫斑牡丹（Paeoniasuffruticosa Andr.var.pa-paveracea（Andy.）Kerner）的药用价值存在于根，对这些野生植物的大量采集加剧了该物种的萎缩。 可见我国现阶段在药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萎缩的资源和膨胀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而目前的立法并不能针对上述具体矛盾进行化解，故无法起到良好的保护效果。目前我国立法的保护客体覆盖面和调整关系分布比较狭窄，立法集中保护野生的、濒危的物种，集中调整资源的惠益分享过程。这种有侧重性的立法在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初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市场需求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变化给保护工作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植物红皮书》中记载的长白山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在10年之间从20种上升到34种[4]，面临的保护现状较立法实践的初期相比更加紧迫，一些物种在得到研究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