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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文学“最后的骑士” 摘 要：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文化复兴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正是中国梦的灵魂所在。作家复兴梦的时代担当，就是以其豪迈的理想主义情怀，探寻本土文化本根中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生存形式的存在。在这个层面上，陕西作家高建群的创作文字就有着这样的理想主义浪漫本色。 关键词：理想主义 浪漫文学 民族精神 探源 在陕西作家中，高建群是一位独特者，说独特就在于他被文坛誉为浪漫主义文学“最后的骑士”，中国文坛罕见的一位具有崇高感、古典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他的《古道天机》《六六镇》《愁容骑士》《胡马北风大漠传》《遥远的白房子》《大平原》，尤其是“大西北三部曲”的《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和的近作《统万城》完全有悖于秦地黄土地的写作围圈，将笔触深向人类谜史探源的领域，在陕西文学中形成一道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景线。 以现实历史观探寻人类生存谜史是高建群创作的一大特点。陕西作家人文关怀的个案特征是纷呈多样的，这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生命经历和体验，对栖息地生活的感知。高建群来源于黄土高原的陕北，轩辕帝生息地，人类初始繁衍的神秘区域，这给他的创作注入了天然的有关人类生存的诸多秘史素材。所以，在揭示人类足迹，生存谜史的领域内，高建群有着天然独特的优势。《最后一个匈奴》《遥远的白房子》《雕像》《六六镇》《老兵的母亲》《伊犁马》《愁容骑士》等作品，展示了对人类生命足迹、生存谜史奥秘的探寻。人类历史是一部极其深邃奥秘的历史。 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其间生命过程的演绎蕴含着无限丰富而又复杂的诸多事象。许多人类社会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至今仍未被人自身所能认识和揭示。 正是在这一神秘、神圣，又具有哲学意义的宏大命题上，高建群以极大的热情和深重强烈的忧患意识及历史责任感，来探寻人类演进和生存状态的诸多因素，揭示炎黄子孙世代生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摆脱蒙昧，实现文明履迹的内驱力和动力源。《最后一个匈奴》堪称典范力作。诚如作者所讲“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试图为历史的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作者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作者还以主要的精力，为你提供了一系列行走在黄土山路上的命运各异的人物，他在这些人物，尤其是吴儿堡家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梦想和对陕北，以至于对我们这个民族善良的祝愿。”{1}这个认识，阐明了高建群创作此类作品的两个理念，即寻找人类历史行踪的起至归宿和展现人类生存史迹的生命演绎。这也是作者的“梦想”，是一往深情关注陕北父老乡亲生活命运的“善良祝愿”。 陕北自远古以来神奇神圣，这不仅因轩辕人文初祖的衍生与发展，而且是历史上民族争雄，战事狼烟涌起的频发要地。由最后一个匈奴人种繁衍的粗犷剽悍，骄傲不羁，却又憨直蒙昧，英雄与懦夫，天才与白痴杂居的群体的崛起，使陕北荒寒大漠自然景观附着了更为幽深浑厚的历史文化色彩，蕴含着更为深沉的人类生存之谜和发展之谜。作者以沉重的笔触，勾勒了陕北人世代近似原始状态的生存方式。高粱、小米、酸菜、洋芋、窑洞、土炕、黄土、风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难岁月，单调贫乏的生命流逝过程。物质的贫乏是客观的，文化的贫乏却是悲哀的，它反过来又加深加速了物质的贫乏。《最后一个匈奴》中一个拥有十三个孩子的家庭，贫困之极令人难以相信，竟连十三只碗具也无法备有。父亲在截断的一棵树干上凿了十三个坑，每逢吃饭时，一坑一勺，十三个孩子如同一群小猪一般围而抢吃。如此触目惊心的愚昧生殖繁衍他们自己却认识不到，愈加促使其生存景观的悲哀。正如众所周知的陕北牧羊娃的答问所言：“娃，你干吗？放羊。放羊干吗？挣钱，挣钱干吗？盖房子。盖房子干吗？娶婆姨。娶婆姨干吗？生娃子。生娃又干吗？放羊。放羊干吗？……”这种典型的蒙昧时代人种退化的循环现实使高健群忧患深广的人文关怀愈加深沉。面对艰难沉重的生活，作者毫不留情地撕开了生活的本相，展示了陕北人一个个坎坷痛苦的人生悲歌。杨贵儿辛苦一生，还未实现扎一孔新窑口的愿望便撒手人寰；杨作新革命一生，却以莫须有罪名饮恨自尽；杨岸乡博学多才，却遭人歧视而被流放、监禁；杨蛾子空守苦情而无望的悲伤命运；黑大头肝胆相照却暗遭圈套，死无全尸；剪纸女孩饥肠空腹而死于暴食；女知青为其妹身受凌辱等等。高建群从吴儿堡人物命运的悲歌中，揭示出了导致贫困的原因是“越垦越荒，越荒越垦”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越生越贫，越穷越生”的劣育连缀的愚昧。这是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一幅特殊的生存图画，浸满着作者无限的焦虑和改变其现状的梦想和愿望。杨岸乡作为文化启蒙，精神使者的形象，黑寿山作为脱贫致富，物质层面改革者的形象，寄托了作者关注民生民情的人文情怀。正如作者在《最后的远行》中关于张家山这个人物时说：“这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