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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仁慈与正义价值之再比较 【摘 要】 仁慈与正义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四种基本德性中受到关注较多的两种，因为斯密在论及仁慈与正义时，出现了德目价值评价与社会作用评价相矛盾的情况。本文着眼于该矛盾，通过对德目价值指向与社会作用指向的区分，分别从个人与社会两个视域分析，最终发现该矛盾是对亚当·斯密德性论思想的误解。 【关键词】 仁慈 正义 内在矛盾 价值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大师和伦理学家，不同于其他学者，斯密一生中只留下了两部著作，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与《道德情操论》，也正是这两部著作，分别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和苏格兰道德哲学的发展史上奠定了斯密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以“同情”为核心构建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学体系，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斯密又提出了具体的德性要求：“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仁慈与正义的价值得到彰显。 一、亚当·斯密的仁慈与正义思想 仁慈与正义同作为增进他人幸福的两种手段，在亚当·斯密，这两个概念几乎就是在相比较中得以清晰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仁慈描述为一种基于“同情”的品质，在他看来，同情是人们的天性，“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2]正是在这样一种天性的基础上，由于对他人情感产生的同情、由于对这种同情情感的肯定和认同，才产生了为他人考虑、希望他人幸福的仁慈的美德。相反地，虽然正义的品质也源于“同情”，但是这种同情是一种消极性同情，是对某种具有有害性倾向的情感的否定性同情，是一种对当事人表示愤恨并希望其得到惩罚的迫切激情。在这种消极性同情中，产生了人们通常称之为“正义”的美德。由于仁慈与正义所由以产生的同情的倾向不同，所以在亚当·斯密看来，仁慈具有自愿性，而正义则具有强制性。因为仁慈作为一种以增进他人幸福为目标的品质，缺乏仁慈可能会使人们对合理善行的期望落空，但却绝不至于损害他人的幸福;相反地，正义作为一种仅仅阻止我们去伤害他人的消极的美德，只遵循正义的法则并不能给别人的幸福带来丝毫帮助，但是违背正义却一定会使他人的幸福受到损害。 二、对正义与仁慈的价值比较 在亚当·斯密关于正义与仁慈的论述中，受到学术界较多关注的是正义与仁慈的价值比较问题。就正义与仁慈的价值评判而言，因为仁慈德性是一种完全出自自愿，不带有一点强制性，并只有在见诸于实际行动和实际效用时才会得到最高度的赞赏的德性，所以仁慈中带有的美德光辉相比“我们经常可以通过静坐不动和无所事事的方法来遵守有关正义的全部法规”[3]的正义而言，总是更为闪耀。“仁慈德性在斯密的诸德性中道德价值是崇高的，尤其是与正义德性相比更是表现出崇高的性质。”[4]但是另一方面，斯密却认为“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5]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对正义与仁慈价值评价上的矛盾。 斯密之所以做出“正义相比于仁慈更适合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斯密认为在“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运行机制的影响下，利己就是利他，即个人追逐自己利益的行为比其出于道德上主观的利他考虑而做出的行为更有利于他人的幸福，“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仁慈的作用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在斯密看来，被我们称作感情的东西，其实是一种习惯性的同情，共处于同一种环境中的人，互相之间更容易产生仁慈的感情。在相对原始的国家和社会中，由于法律不足以保全每个人的性命及安全，所以同一家族的人往往住在彼此临近的地方，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比较深，在这样的情况下，仁慈的感情对维持类似社会结构的稳定具有极为显著的作用。但是，“在从事商业的国家中，法律的力量总是足以保护地位最低下的国民，同一家庭的后代，没有这种聚居的动机，必然会为利益或爱好所驱使而散居各地。他们彼此对对方来说很快就不再有什么价值。”[7]这样，仁慈的社会效用就被法律和正义原则所替代，被受到“看不见的手”影响的利己行为所替代，因此仁慈就逐渐淡出社会的道德中心。 三、对仁慈与正义价值的再比较 针对亚当·斯密在正义与仁慈价值评价上的矛盾，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该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亚当·斯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