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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傲慢与偏见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文学，也着迷于各种戏剧性舞台艺术。所以室内歌剧这种体裁，很对我的胃口。1964年大学毕业后，因创作任务需要，我曾随诗人乔羽去西藏采风。在一次谈及解放初期不少革命队伍中的文艺骨干都曾进入音乐院校学习时，就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进北大中文系？他笑着回答：你以为中文系是干什么的呀？人家研究的都是四书五经等文史哲的大学问——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写诗、填词或写戏本等那都是游戏，你见过有几个北大出来的人是专门写诗词或小说的？我明白，这是乔羽一种自谦的答复。其实我初学音乐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时有一种神秘的说法，好像唯有“严肃音乐”、尤其是交响性的“器乐曲”和“无标题音乐”才最“高贵”。因为它不需要借助于文学（歌词或文學标题），也无需借助于芭蕾、歌剧等其他表演艺术形式，即能完成自身独立的表现，因而一直被供奉在专业音乐“金字塔”的“顶端”——这些高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傲慢与偏见？我也存疑。贝多芬把席勒的《欢乐颂》写成合唱放到他的《第九交响曲》中去，难道《第九交响曲》就会因此比其他交响曲地位低？歌剧《茶花女》、舞剧《天鹅湖》《春之祭》等难道就一定不如无标题的纯器乐音乐吗？历史上会写交响曲或四重奏的作曲家并不算少，为什么能留下大名来的作曲家及其作品却屈指可数？相反，一些规模不大，并且是与著名诗作相融合的艺术歌曲等，却能流芳百世，在世界音乐艺术精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