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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概述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地位与特质 钱穆说：“一民族文字文学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欲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独特与优美，莫如以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为之证。”诚哉斯言，在悠久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文学作品是保存得最完备的。音乐在古代曾经十分发达，但因为乐谱的失传与记谱方法本身的复杂繁琐，韶虞武象、阳春白雪之类的美妙音乐都只是徒留其名而无其实了，就是唐代乐舞的盛况也只能从文学的记载中来了解。书法绘画也受载体的限制而难于见到真迹。文学作品却三千年来大部分得以完好保存，而且三千年前的文学作品因为语言文字的相对稳定，至今还可以从原作直接欣赏，我们在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类的诗句时，无须翻译就能会心会意。这在整个世界文化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所讲的文学其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可指一切语言性符号，“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的统称，包括今天的所谓文学与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文”一词的原初意义，即指文章和博学。先秦时期，孔子讲的“博学于文”与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中的“文学”，都指广泛意义上的学问或文化。尽管如此，“文学”一词一开始就突出了“文采”的含义。汉代的“文学”仍指文章博学，特别是儒学，但“文采”的含义得到了强调，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为“文学”或“文章”，而称学术著作为“学”或“文学”。这说明，从两汉时起，文学的“文采”与“博学”双重含义受到分解。 狭义的文学多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狭义的文学概念出现于魏晋南北朝，从魏晋时代起，文学逐渐地将“博学”的含义排除出去，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到了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的《后汉书》则于《儒林列传》之外单立《文苑列传》，这些都标志着文学已从广义的文化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获得独立发展的地位。文学自身特殊性的确立具体表现在文笔之分、文体辨析与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知六朝文章有“文”、“笔”之分。文即“美文”，笔则大略指应用文。文、笔之别不限于音韵节奏，还表现在文辞的华美与情感的动人。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其实文笔之分与文体的辨析、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是相互关联的。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同时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这已经是非常自觉的审美追求了。后来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乃至钟嵘所编《诗品》、萧统所编《文选》，都在对文体进行细致辨析的同时，详细论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从此以后，从审美的角度看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占据显要地位的固有传统。在晚唐的司空图，宋代的严羽，明代的公安三袁、汤显祖和李贽，清代的王夫之和叶燮，直至晚清的王国维等文论家与一大批作家们那里，文学的审美性质得到坚持与伸张。 但文学的含义并非单线发展与一成不变，六朝以后，它最初的“博学”含义并没有伴随“缘情”与“绮靡”特征的突出而消退或消失，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而时常复活，有时还占据主导地位。唐宋以复兴儒学为目标，以改革文风为手段的古文运动，又使“文”（文学）、“学”（学术）的分界在“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旗帜下重新弥合。直到清代，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一直被沿用。清末民初的章炳麟还坚持认为凡著于竹帛的文字都可称之为文学，他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无疑又可理解为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现代的文学大抵归属于语言性艺术，指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这是西方学术分类机制与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相互交汇的结果。 可以看出，“文学”是一个动态变迁的、富有弹性的概念，它没有严格的义界。这就提醒我们既要从审美的视角来看待传统文化，又要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古代文学。 当文化成为解读文学的视角甚或等同于广义的文学时，我们就不能不注目于作为文学背景甚或文学本身的文化的特质。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学者们做了很多很好的归结，我们可以择其简要明白的来理解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从地理环境而言，属大陆文化；从物质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