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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前学校道德教育及其教科书 日本在德川幕府初期，还是一个教育相当落后的社会，但之后的二百多年间，其教育发展之迅速值得赞叹。当时的教育机构，有为武士特设的“藩校”，面向普通平民百姓的则有“寺子屋”，一般民众的子弟学习读书、写字、珠算，虽然当时以教授实学为主，但是也以中国的四书五经和日本的类似书籍为教科书传授学问和教养。1872年《学制》的制定揭开了日本近代学校教育的新篇章。学校教育中开设了修身课，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而后，随着《教育敕语》的颁布，修身课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得到不断巩固并保持至1945年战争结束。战争期间，修身教育充当了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鞭的不光彩角色。 一、文明开化初期的道德教育 1871年的废藩置县结束了日本的封建割据状态。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创造了条件。明治初年日本史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日本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与生活方式。 日本近代学校制度的重大改革就发生在文明开化过程中。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学制》，标志着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日本近现代学校教育制度。 依据《学制》，政府设置下等小学和上等小学，并将其作为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颁布《学制》，建立一个所有国民都能接受初等教育的制度，但现实状况与人们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明治初期，日本国民的就学率只有40％，且其中大多数在学学生是下等小学的七、八级，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一年级水平。根据当时的统计，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人在地方上占相当的比重。以1887年的数据为例，滋贺县是30％，冈山县为46％，而在鹿儿岛县则占总人口的77％。《学制》发布后的第二个月，文部省又颁布了《小学教则》，其中规定修身教育以“口授”形式，并且课程只在下等小学八级到五级设置，还被排在各门课程的末尾。所谓“口授”是指由任课教师单方面讲授，并且只有教师用教科书，大都是介绍欧美文化的书籍。福泽谕吉所著《世界国尽》和箕作麟祥的译著《泰西劝善训蒙》就曾被指定为示范教科书。 可见，当时的学校教育还没有对道德教育给予相当的重视。自1870年至明治中期，是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时期。在该政策实施之初，对人才的培养多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目的，近代化知识技术的启蒙教育更加受到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文明开化”几乎与“欧化”画等号，人们都将目光转移到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上来，日本自身的传统文化和观念暂时遭到冷落。 二、儒学回归时期的道德教育 始于1874年的“自由民权运动”发展至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扩大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给明治政府带来极大威胁。从此，明治政府开始对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进行反思，政治倾向遂日趋保守。为清除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1879年由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发表《教学大旨》，元田永孚自称此文系根据天皇1878年巡视东山道、北陆道、东海道的见闻，按天皇旨意所写。文中攻击明治政府成立以来输入西方文化、进行开明文教的政策，强调要以封建道德条目作为教育的基本精神，公开提出“自今以后，本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的孔子为主”。《教学大旨》意在转变国家教育的方向，事实上，自此以后，近代日本教育的方针确实发生了变化。 1879年，日本政府废除《学制》，继而发布了《第一次教育令》。这一政令与《学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教育权限大幅度下放给地方，改变了《学制》时代整齐划一的中央集权做法，因此《第一次教育令》又被称为“自由教育令”。由于各地教育状况不同，“自由”也就造成了差距。于是，明治政府在1880年12月又颁布了《第二次教育令》，亦称“改正教育令”，加强了中央对教育的管理和干涉。在“自由教育令”中，修身课依然被排在各门课程的末尾，而在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中，修身课一跃上升到各门课程的首位并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修身课不仅在各门课程中的位置提高了，而且实质性的授课时间也大幅度增加。1881年5月继而发布了《小学校教则纲领》，以加强对教育内容的统制，为学校教育内容提供了可遵循的标准。其中对修身课做了如下规定，“初等科以简明易懂的格言、事例为主，中等科和高等科可以采用更加深奥的格言和事例，以培养儿童道德之涵养，使其习得日常之礼法”。可见，当时的道德教育已经注意到了根据学生年龄不同而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材料和方法。 与此同时，为适应修身教育的需要，文部省于1880年设立了修身教科书编辑局，由西村茂树任局长。同年，出版了由西村主持编写的《小学修身训》共两卷。《小学修身训》与以往翻译的修身书明显不同，虽然也有从西方译作中摘录的名言、格言，但是以从和汉典籍中摘录的格言为主，宣扬儒家的忠孝道德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