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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董江源：我是国展的配角 编者按：与董江源接触得多了，会发现他对书法的痴情弥漫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他的思考、他的智慧，能使很多事情与书法发生关系。所以，董江源常常选择别人不曾走过的路，而这条路的后面，是一群对楚简书法情有独钟的追随者……202X年8月初，董江源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谷松章、樊利杰的专访。 樊利杰（以下简称“樊”）：董老师，您好！您是当今非常活跃的书家，是什么契机使您走上了书法之路？能谈谈令您特别难或感动的学书经历吗？ 董江源（以下简称“董”）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20世纪70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一个。因有书法这个特长，我经常写“大字报”，有了对毛笔的最初的体验。我1982年在兰州上学，赵正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书家，赵正、徐祖藩都是研究汉简的，汉简书法在后来也影响了我。1984年，我所在的企业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下属的第一大企业，也是国家重点企业，有四万七千多人，主要生产镍等有色金属。方毅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主抓我们公司，几乎年年到我们的企业。他非常喜欢书法，他每次去我们公司几乎都招集书法家去写字，我得以有机会去观摩学习。当时的书法在甘肃很吃香，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渭的农民拿着钱排队买作品，可以说当时甘肃画院的书法家是最富有的。书法热无形中给喜欢书法的人以无穷的力量。当时我写字并没有别的想法，感觉下班看电视没什么意思，干脆就写写字，打发一下时间，纯粹是出于对书法的热爱。我有个同学老用钢笔写隶书，我感觉写得挺好。我便买来《乙瑛碑》学了起来。我没有老师，没有学当时名人的字，直接取法古代碑帖，现在想想这应是好事。1992年，金昌市搞了个“镍都杯”书画展，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刚田老师，他说书法还得上追秦汉，并针对我的作品提出了很具体的建议。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激李老师。写了一段隶书后，简书渐渐走进了我的视线。我最早接触的是楚金文，感觉它比散氏盘和毛公鼎“写”的意味多。我就尝试把它们糅合在一起，这是一条别人不曾走过的路。 谷松章（以下简称“谷”）：您的斋号为“楚邻汉舍”，除了您对楚简的情有独钟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董：我主要是从创作取向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楚和汉似邻居，楚汉争霸是同一时期，我的原意是楚简也写，汉简也写，两个同时取法，最终把两者糅合到一起。 樊：在中国书协举办的书法大赛中，您频频获奖，已经成为河南获奖最多的书家之一，您觉得国展对于书法作者扮演了什么角色？ 董：我觉得在全国书展上，作者只是个配角，评委才是主角，评委的取向决定了展览的走势和今后作者创作的方向，所以我认为，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评委，作者只是一个参与者或者迎合者。对作者来讲，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是首要的，参与展览的主要目的是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手段。现在商品经济对展览的要求比较高，你参展、获奖，就意味着给自己带来无限商机，所以，在国展上获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努力获奖是对的、正常的，现代的展览机制要求作者迎合评委的口味，这样有很多想法的作品因得不到评委的认可而失去展出的机会，所以有实力的作者可以搞些有指向的邀请展，这样更能体现自己的创作意志。 樊：经常在国展中看到直接取法于您的作者获奖或入展，对此您怎么看？ 董：这个很正常，现代人学书法都有一定的目的性，这出发点应该是对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楚简学习，就会带来楚简创作的繁荣和更多的模式探索。如果能通过最初的模仿，向下深挖，逐渐地找准自己的创作状态，对他自己是很有好处的。 谷：我们注意到，您的书法创作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请问这种变化是有意的设计还是随着创作实践的进程而随机调整，您有没有大的创作计划？ 董：最开始我用金文的笔法去写楚简，后来我看了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的关于楚文化系列丛书，有《楚艺术史》、《楚文学史》、《楚青铜器史》等，通过对楚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我感觉书法要体现一个“写”字。书写的时候，寻找“写”的感觉，会使笔法逐渐活起来，进而抒情达意。怎样体现传统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呢？我有意识地加了些隶书化的东西。首届兰亭奖以前，我的作品隶书化的成分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横画的取势上，后来我稍微弱化了一下，就形成了现在的感觉。最近几年经过大量临写，不断完善，行草化的用笔特点强化了，心理状态也更自信了。不少人劝我多写行书，但我还是偏爱隶书和楚简。清代碑学兴盛以来，笔法多比较粗疏，但气势与厚味把握比较好。所以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写一手很纯正的“二王”的人很难写出汉以前很质朴的作品，这倒不是技法达不到，关键是对笔法的要求的惯性决定了他的审美，这与内心深处的气质有关，开始培养的思维决定了你能不能这样写。比如金农以隶书名世，行书写得就不够好，王铎也是这样，他的楷书与隶书（特别是隶书）找不到高古的感觉。我以前生活在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