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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期货”为金融精准扶贫探新路 精准扶贫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而探索创新金融精准扶贫的新思路、新方法，则是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的重要路径。202X年末，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苹果期货”，这一创举可谓开创农产品金融化的先河。随后，这种将农产品与“保险+期货”有机融合的金融扶贫创新模式在更多的省市得到进一步试点，许多相关项目落地开花，例如“苹果期货合约AP807”（莱西市）、“棉花期货合约1801”（喀什）、“玉米期货合约C1901”（嫩江县）等。这种创新的金融扶贫模式通过利用市场化手段，充分起到转移价格风险、保障农户收入、推动农产品生產结构优化等作用，多角度发力实现“精准造血”。但就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期货”的金融扶贫模式仍尚处于小范围试点摸索的阶段，在认可其初期成效的同时，也有必要及时发现这一运作模式的有待完善之处，并找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具有风险保障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且对稳定农民收入具有一定的作用。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农民收入。一方面，它是保险前的效果。农民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政府获得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另一部分由农民自己支付，会减少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是保险的效果。一旦发生农业灾害，农民可以根据保险合同得到相应的赔偿，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已有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总影响大于零，也就是说，投保后的影响总是大于投保前。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一个假设：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贫困的作用。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分析 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两种有效途径在收入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能够起到转移支付的作用，即实现农业和非农机构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二是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偿，使国民收入在受影响和未受影响的农户和地区之间重新分配。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明确指出，低收入水平只是贫困的表现，而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个人能力的缺乏。个人能力的高低往往与受教育程度和社会不平等有关。一般来说，贫困地区不仅缺乏教育资源，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该地区人口的个体能力。根据上述理论分析，选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和农民受教育程度作为解释变量。 （二）模型的运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模型运算结果可知，系数β1的值为0.076且方向为正，可以解释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密度每增加1%，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同向变化0.076%，假设成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减贫效应，确实能够作为一项扶贫措施发挥减缓农民贫困问题的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在农业风险管理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合理运用可以促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改善农民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自我脱贫能力。 二、金融扶贫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地区金融化进程面临多项客观因素障碍 虽然国务院在大政方向上始终持倡导支持态度，并且一些商业银行也积极开展一些开发农村金融市场的有益尝试，但农村金融基础薄弱的客观障碍始终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破除。具体而言，农业生产的周期相对较长、农民的信用资质普遍低于城镇用户、初期网点开设拓展成本较高、缺乏针对性的金融产品、金融信贷收益空间相对狭窄等等，都是商业银行进军农村地区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基于理性控制风险，合理规划经营成本与收益对比等考量，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领域展业热情偏低的态度，有其必然性的一面。而这在结果上，则普遍导致了农村小微企业起步难，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等诸多问题。 （二）“三农”抗风险能力薄弱形成返贫隐患 在主观因素方面，贫困农村地区居民受传统小农思维影响，对现代保险机制的认识理解程度往往较为有限，面对各种“天灾人祸”的风险可能性，仍然习惯于“自认自担”。在客观因素方面，贫困农村地区往往伴生着医疗条件差、平均健康水平低，自然灾害更为频发等情况，因灾、病致贫的农户或居民数量不在少数。此外，受限于技术、交通等客观条件，农产品同质化、需求弹性小、可接受的销售周期短等问题，也成为了贫困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受上述主客观因素影象，贫困农村地区下不论是农业产业还是农村居民，其抵御风险、形成稳定收入预期的能力都十分薄弱。也正因如此，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化保险机构对于这片开发成本高、周期长、利润预期不乐观的农村市场表现出较差的参与主动性。其营销的“三农”相关保险产品主要集中在对严重自然灾害、人身伤病的保障上，不仅品种类型有限，且出险门槛通常表现得较高。这对于当地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