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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其笔下的乡土文学，是一种平实与飘逸的统一，疏朗清淡却又有着浓厚的人情味，没有工笔画的细致雕摹，却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的梦一般，若有若无隐隐约约，在曲弦丝竹的伴奏之下，将一个个人物的乡土生活铺展开来，有浅浅的欢愉，也有淡淡的悲伤，余韵悠长。他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写作风格，与他所受的文本和作家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在他少年时期，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对他影响重大，而其在西南联大时大量涉猎外国文学，尼采、叔本华、萨特的思想和契诃夫、普特斯特的小说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4年汪曾祺在《谈风格》中提到，“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那些作家的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代人里有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实际上，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受到了契诃夫的很大影响，与契诃夫小说相比较，汪曾祺的小说同样以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描述对象，并且以他们的生活为取材内容，对他们表示了人道主义的关怀。而在写作手法上，汪曾祺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也注意淡化情节，形成了简捷自然的文风。 一、小说的取材与视角 契诃夫的小说取材是非常广泛的，几乎涵盖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至贵族将军，下至贩夫走卒，但无论从作品的重点还是从作家的聚焦点来看，对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契诃夫小说创作所具有的重要特点。小市民、小公务员以及深处社会底层的村夫、歌女等各色小人物，在契诃夫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刻的展示。对小人物的关注，必然使作家把眼光投向他们的平凡生活。契诃夫认为，“文学所以叫做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生活是无条件的、直率地证实。”契诃夫严格遵循客观写实的原则，通过各类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展现了俄罗斯民众生活的本来面目，对处于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对麻木而奴性的扭曲者进行尖锐的嘲讽，并向造成这种现象的黑暗社会发出强烈的抗议。作为一个始终充满了对“人”的关心的人道主义作家，透过种种表象，其作品中也一直表露出对未来光明前景的憧憬和向往。 纵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创作，对故乡以及其他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述是其创作的最主要也是成就最大的部分。车匠、茶楼老板、贩水果的小商贩、画家、和尚……汪曾祺以众多的小人物群像，描绘了一幅幅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汪曾祺曾说，“契诃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纪元。它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看，契诃夫“我会用平和安静的普通生活作为题材，照它原来的面目写出来”的特点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小说视角上说，契诃夫式的视角，也就是通过描写乡村、城镇大量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来解释重大的生活问题，挖掘深刻的社会主题。比如在契诃夫的小说《丈夫》中，并没有描述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而是通过一个19世纪80年代俄国小县城的下等文官的描写，来表现一个主题——伴随资本主义文明的输入，随之而来的是人性的沦落和变异。这种视角，使契诃夫暴露生活中的庸俗事物以及使普通人不能自拔的可怕的萎缩的泥沼。而契诃夫这种“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有着类似的体现。但不同的是契诃夫以一位医生的冷静、客观，以笔为刀进行病理的探索，并对笔下人物报之以轻轻的叹息。而汪曾祺小说对人的关注的独特视角，是充满了暖色调的人道主义情感的，对人性善的歌颂和对和谐的人的理想追求，是汪曾祺小说取材的重要视角。“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压抑的，反而应当发觉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二、人道主义情感 其实，汪曾祺的人道主义情感也是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的。契诃夫曾对19世纪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制度极为不满，尤为找不到出路而郁闷，于是在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小人物”，他通过对这些小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表现出作者对沙皇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深刻的嘲讽和对生活强烈的否定意识，也透露出他深深的迷茫情绪，通过对“小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在《变色龙》、《套中人》、《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小人物”形象无一不如此，显得非常尖锐深刻。同时契诃夫深情地描绘了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度下农村的劳动人民醇厚古朴的风俗人情和清新旖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道主义是契诃夫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契诃夫说，“只因为小人物小，就用傲慢轻蔑的口气奚落他们，那不会给人的心灵添上什么光彩。”通过对平凡人的平凡生活的描述，表达了对人的悲悯和关怀是契诃夫小说创作的主基调，虽然这种表达以冷色调的客观冷静为主，但是其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