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抒情与三峡叙事：宜昌三十年的文学.docxVIP

三峡抒情与三峡叙事：宜昌三十年的文学 一、改革开放之前三峡地区的小说创作：以十部作品为例 1979年10月，为了庆祝建国30周年，原宜昌地区文化局选编了一本《1949——1979文艺作品选》。这个作品选集收入了著名作家、原湖北省作协主席鄢国培，著名作家、曾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张映泉(笔名映泉)等人的小说10篇；三峡地区著名诗人刘不朽、黄声笑、习久兰、李华章(后来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彭善良(后来主要从事小说创作)等人的诗歌165首；齐克、刘不朽等人的散文9篇。当然还有故事、戏曲作品。既然为国庆30周年编选出来的，所以这10部小说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10篇小说的作者、原发刊物和时间分别是：《他们是幸福的》(鄢国培，《萌芽》，1957年9期)、《养猪迷》(陈远茂，《宜昌报》，1962年8月19日)、《山间春早》(蔡元忠，《湖北日报》，1976年3月18日)、《“苕”队长纪事》(秦廷申，《人民文学》，1978年1期)、《把酒酹滔滔》(洪泉，《长江文艺》，1978年7期)、《三顾茅庐》(李翔凌，《长江文艺》，1978年8期)、《王永泉》(秦廷申，《长江文艺》，1978年12期)、《搭车》(映泉，《湖北日报》，1978年11月1日)、《晚霞红似火》(洪泉，《湖北日报》，1979年1月27日)、《菊黄时节》(柯尊静，《长江文艺》，1979年3期)。 《养猪迷》刻画了翠岗生产队仔猪繁殖场的席老头热爱集体的朴实、单纯的心灵。席老头为了给母猪“拣生”，先是把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卖了，把供销社奖励的物资换成煤油；后来又到姨妹家借来蓑衣和猪槽；最后在刺骨的山风中坚守了一个晚上，完成了给母猪接生的任务。这是1962年的农村，是1962年的农民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十年后，到了1976年，蔡元忠写《山间春早》的时候，三峡地区农村和农民的精神面貌有什么变化吗?《山间春早》当然不是直接写的农村和农民，但是严格意义上说依然是农村题材。小说写“我们车队”接到向山村抢运10万斤化肥的紧急任务，车队上下都把此次抢运当作支援春耕的实际行动。“我”对完成任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但是没料到在海拔二千米上的驼峰垭，因为雪崩公路坍塌了。尽管修路工人老邵保证尽快让“我”通过，“我”依然放心不下，因为此时正是元宵节，真正修路的民工还没有上工。而老邵却满怀信心地解释，他们有把握。原来工棚里有20多个民工没有回家过年，他们有的在读毛主席著作，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吹拉弹唱。老邵安排“我”在工棚里先吃饭，自己带着民工去修路了。最后塌方清除了，老邵也受了伤，但是老邵和民工都异口同声地说修路就是为了支援农业生产。“我”跳上驾驶台，满载春耕物资也满载筑路工人的红心飞奔向前。 历史的车轮虽然前进了十年，但是，不回家过年，在清理塌方中受了伤、还要冒着危险去点雷管炸开挡在路中间的巨石的老邵，与用自家鸡蛋去换煤油、借姨妹家的蓑衣和猪槽来为生产队母猪接生的席老头有本质的区别吗?其实他们的心灵都是朴实纯洁的。席老头没有生产队与自家的分别，老邵和“我”也没有修路与运输等等的区别。心中都只有一个概念“集体”，而集体这个概念正是解放后中国政治经济乃至个人生活中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集体的快乐就是个人的快乐，比如席老头在给母猪接生结束后，首先是大声喊村支书，恭喜生产队添了猪宝宝。集体的价值就是个人的价值。比如修路的民工放弃春节的家庭幸福，守在工棚保障道路畅通，因为修路就是为了支援农业生产。也就是说，个人也好，农民也罢，他们的精神面貌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十年而有所改变。 两年之后的《“苕”队长纪事》依然没有摆脱这一痕迹。比如，上级党委确定油菜种植面积，并把能否完成种植面积当作路线问题；比如，小队队长赵成平对大队书记表态，怕当不好队长，误了群众的事，对不起毛主席。赵成平把油菜丰收的经验归结于“一老一实”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等等。但是这个作品里面也流露出了一些新的信息，比如，赵成平自己并没有当队长的自信，因此在大队书记面前他只有表态，反正我听党的话，照党说的做，并且虔诚地对赵书记说，“如果实在不行了，您可要早点拿主意”，这是一种朴实踏实的心态，而赵书记却说“听党的话是对的。群众的事，还要对跟群众商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来是党的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是一个认识论，而且也是一种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因此赵书记说出这种话本来是不值得惊奇的，但是赵书记是在小队队长说“照党说的做，不走样”的前提下说出这种话。那么，显然这一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在1978年还有干部把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置于群众事情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不走样并不能说你能把群众的事情做好，而是要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让群众在办自己的事情过程中充分实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