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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书店街：城市空间中的新文学读者 一九二二年秋，从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的许杰，来到上海蓝维霭路上的安徽公学任教，住在校内的“一间小亭子间”。条件虽然清苦，许杰却感怀：“这一段生活对于我以后的生活影响很大。”（《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因为教的是师范科课程，有相当的闲暇时间可供自己支配，许杰便仍过起文学青年的生活。其中逛书店，是必不可少的日程： 我时常从唐家湾走到老西门，再从老西门坐二个铜板的电车到东新桥，走到棋盘街商务印书馆这一带逛四马路。我在四马路转一圈，买一点新的杂志，回来在安徽公学里读起来，自己有一个理想与追求的目标。那时候，《小说月报》早已改版，郭沫若他们的《创造季刊》也已经出来，再后来《创造周报》出来。四马路有一家“民智书店”，当时新出版的杂志都在这里开架寄售，我常常站在那里看杂志，看好了放回去换上一本再看，一看就是半天或一天，只花了几分钱，就是从老西门到东新桥来回化上四个铜板。有时我也买几本书带回来…… 在书店 “一看半天或一天”，而只花一点路费钱，是由于书店相较于其他行当来说，对它的消费者有更为宽容的“体验”文化。另一方面，让读者自由阅览以招徕人气，也是书店的一种经营策略。身在出版业的张静庐，便深谙此道。张声称在上海此种风气是由自己而打开，因为自己是一个“读者出身的出版家”，“深切地感觉到没有钱买书而想要‘揩油’看书的困难”，所以在创设上海杂志公司的时候，“第一步办到一切新书杂志都摊放起来，绝对地并且很欢迎没有钱买书的读者自由自在地翻看他所需要的书籍和杂志”。当他们装修新书架的时候，很多同业朋友总讥笑为在节省装修费，添置不起贵重玻璃窗，“但到后来大家眼见着杂志公司发行所站着看书的读者拥挤情形，于是反想到这也许是‘生意眼’吧”。于是，“老大的商务印书馆也将所有的玻璃柜都收拾起来，换上了长方形的一张张木柜子” （《在出版界二十年》）。作为出版社与书店，自然有利己的商业考量，但在无形中扩大了新文学的阅读受众。 “五四”以后，受到新文化思想的感召，为继续求学，或者寻求个人实现的机会，大量的新知识分子从乡村涌入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如飘蓬般浮动在社会上，在都市文化构筑的消费空间中生活。学校、书店、公园、沙龙、商业街、图书馆……种种置身都市的建筑、机构与景观，结构出交错纵横的文化网络。城市的物质文化空间，不仅为入城的知识青年们开阔了眼界，而且允诺着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在空间转移的历程之中，某种对于新文学的“习得”，也正在发生。 像许杰这样的书店读者，大概是新文学接受群体中的多数，他们忠实且广泛地追赶、浏览着新鲜出炉的印刷出版物，并从中获得从“匿名”到“现身”的机会。许杰回忆，当时《小说月报》有一个征求读后感的活动，他的投稿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而当新文学的阅读逐渐成为一项“日常生活实践”（塞托语），我们如何将捉摸不定、转瞬易逝的阅读行为捕捉到纸面上？毕竟，身处都市文化空间的新文学读者，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而是被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一群流动的、临时的、想象性的人群。而书店街，以其实体的物质形态，得以如磁铁般将这些流动的读者聚拢在同一空间之中。 许杰流连的上海四马路一带，自晚清以降一直是南方出版业的中心地，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顺利过渡成为新书业的中心。相较而言，北京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则经历了一个从外城转向内城的过程。 当沈从文在北京的城市中心有了一年多居住经验后，他撰写《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时，绘制了一条路线计划。作为一个外来者，沈从文对北京的空间十分敏感。文章中点出属于北京城内新兴文化消费区域的西单、东单以及代表了当地市民阶层趣味的大栅栏。沈从文不过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追逐阅读时尚的众多新文学读者的一个缩影。对于购买时新的文学、文化书籍，当时的知识青年都视作一种时髦风尚，力求迅速地读到，并参与到讨论的场域之中。譬如，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的小说集《彷徨》由北新书局出版后，即引发读者抢购，九月份有读者在《世界日报·副刊》撰文称：“预约这本书是从西城走到东城，以后亲自去取了两趟，说没有出版，空手跑回。昨天才请西城的代售处取了来”，方将这“渴望许多时”的小说集读完。 北京的书业，中心地实际上在琉璃厂，可是因为所在地位于外城，不在新兴的学校区域核心，又以价钱的毫无通融，“琉璃厂一带，只变成发行所性质”（得中：《北平的书摊》，载《十日谈》一九三四年第四十三期）。新书店多选择栖身于东安市场或者西单商场。至于形制与风格，有的是店铺门面，有的是沿街设摊。位置的便利，是天然的地理优势。因为在近处坐落着如北京大学、朝阳大学等高等学府，还有许多中学，从北大沙滩，步行可达，使得到书店来看书淘书，有可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其他较远处的读者，亦可乘坐电车前来。倚靠学校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