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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调节，国外有啥招 打开文本图片集 纵观国外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无论是经济滞涨还是扩张时期，都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政府承担了对贫穷、歧视问题的责任，个人所得税严密而高效的征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收入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收入分配调节，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条“解题”之路上，国外部分国家，通过采取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与义务教育等政策措施进行调节，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是主要手段 法律是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其收入分配调控的主要手段。各国通过工资集体谈判立法、工资支付和工资保障立法、最低工资立法等法律确立工资决定和调控的机制，奠定工资支付的法律基础；同时通过执法监督和执行司法程序，保证公正公平分配；在集体谈判或劳资关系出现纠纷时政府还要提供仲裁或执行司法程序予以解决。 以德国为例，在工资集体谈判立法方面，德国的《基本法》、《劳资合同法》、《企业组织法》和《雇员参与决策法》共同构成了劳资自治的法律框架。在这方面，政府的任务只是保证这些法律的执行，切实贯彻劳资自治原则。 在工资支付立法方面，日本企业的工资支付行为主要由《劳动基准法》、《确保工资支付法》及《确保工资支付法实施令》和《最低工资法》规范。 这些国家通常在集体谈判的法定内容或劳动基准法律中，都要求企业工资进行定期的调整，但是各年度工资的具体调整幅度或调整内容则主要是微观层面的决策范畴。尽管如此，多数国家仍力图通过非强制手段对微观层面的工资调整决策进行劝导。 如有的国家定期举行没有任何强制定论的全国最高级三方联席会议，进行“道德规劝”；有的政府负责或委托其它权威研究机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进行预测分析，影响舆论。 一种更直接的劝导形式是工资指导线，即政府每年根据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价上涨指数等等情况，结合上一年度的工资政策对下一年度的工资调整提出指导意见，供劳资双方在谈判时参考。 政府在工资增长过程中还发挥着示范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本身作为一个主要的雇主，通过决定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对全社会的工资增长起导向和航标作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这可以视为政府间接干预工资决定或工资谈判的手段。 以日本为例，日本政府中负责决定工资的机构有隶属于内阁的人事院、隶属于劳动省的公共企业劳动委员会和中央劳动委员会。日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了人事院劝告制度，即人事院每年都要在进行生活费调查和比较国家公务员与民间部门工资差距的基础上，至少向国会和内阁报告一次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情况。人事院通过人劝制度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全国官方、公营企事业单位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这个群体占全国受雇人员总数的20%。这些单位的工资提高额（率）确定后，立即会产生波及效果，影响其它企业的工资增长。 显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初次分配过程主要采用间接手段调控。不过这是基于其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的基础。 在更早前，这些国家还经历过一个加强市场竞争、减少行业垄断的阶段。这虽然与收入调节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其后面工作的基础。 其反垄断的重点是反行政垄断，废除影响市场竞争和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规章制度，加速反垄断立法，完善多元化产权格局和市场竞争格局。反垄断的核心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规范国有垄断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增加就业，使财政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的全面发展。 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消除存在的弊端，显然为搞好收入分配提供体制条件。这对于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重在再分配调节 纵观国外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无论是经济滞涨还是扩张时期，都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政府承担了对贫穷、歧视问题的责任，个人所得税的严密而高效的征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德国基尼系数长年保持在0.3左右，其调节主要手段之一即是税收。在税收调节方面，税收收入是德国财政收入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