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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法文化重构 文化是人类历史最可宝贵的积淀，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巨大影响。文化的作用机制必然要通过人类群体的外部性行为来实现。法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最稳定和最具张力的部分，其适当型构和流畅运行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凸显出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法文化在各种因素的博弈中呈现出比较严重的失范状态。我国绝大多数土地在农村、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因此客观面对社会转型期农村法文化的博弈失范并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村法文化进行重构，藉以加快我国农村的法治化进程是非常必要的。 一、农村法文化的法理学解读 文化(Culture)是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人类本质的对象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化是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思维源泉，而其他社会科学则是这一深刻底蕴的外在表达。有关法和法律的群体性文化认识构成了法文化(Legal Culture)的基本内涵。目前学者对法文化的理念多有纷争，如有人认为，具有定势化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识、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即为法文化。或者说是“人们对法以及法律制度所持的态度、价值观、理解以及期待”。还有人认为，法文化是人为了实现其绝对意义的全部本质，而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领域中，从历史和思辨中凝结出的相对意义的合理的生存方式。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所谓法律文化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由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是对不依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人们维持自身生存和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也就是说，大多数学者认为，法文化作为社会本质的思维外显，将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稳定到了几近自觉的程度。 我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因而农村法文化在我国法文化型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农村特有的区域性、结构性、传统性特征，农村法文化表现出了与城市法文化既相互分野又密切联系的诸多特点。首先，农村法文化是农村文化的区域性和法的整体性的协调统一。农村法文化在不同区域内生长出不同的文化理念，而这些文化理念又在国家立法以及整个社会对法的理解和认同中获得协调发展。其次，农村法文化是农村的结构性与文化的群体性的协调统一。农村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结构性，并在文化层次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这一认同在农村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上体现为法律对农村文化的结构性和群体性的确认以及农村文化对法及法律的促进和发展。再次，农村法文化是农村传统文化和现代法律文明的协调统一。根植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农村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剧烈冲击之下，农村传统文化基点开始发生漂移，中国农村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20世纪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和巨大变化为中国社会现代法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深厚和坚实的基础。在社会转型期这一历史背景下，农村传统文化与来自于城市乃至西方社会的法律文明在激烈碰撞中将最终得以相互交融。 农村法文化型构并非确定的社会制度供给。然而由于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现实性，农村法文化同样表现出了相当的类制度特征。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农村的发展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现代性，并在农村法文化这一类制度领域内得到长足的凸显。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主要包括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以及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方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作为农村现代法文化主要部分的农村先进文化和法律精神的静态契合和动态互促，农村现代法文化得以形成和进一步彰显，必然会在类制度层面上促进农村经济运行更加理性、管理更加科学、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增加、农民权益通过适当社会主体的行为得以维护并最终大大加快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进程。 二、农村法文化运行的博弈失范 “失范”(anomie)的原意是指一种无规范状况，或者是社会准则的缺乏和含混不清。现代社会学通说以为，失范主要是指目标与手段的背离或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农村法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永恒的哲学范畴，其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