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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参与权的合理实现 2021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特别程序，这是立法首次对刑事和解进行具体化的规定。而在立法规定之前，不少地方已经先行进行了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通常认为，刑事和解能够让被害人参与到对犯罪人的处分中来，是对传统司法审判模式的变革。实际上，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设定对被害人的考虑因素仍然较少，被害人的参与权仍然微弱。另外，刑事和解也不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它还包含了实体性的内容，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共同关心的话题。 一、问题的源起——被害人地位的现状评析 在现代社会中，被害人虽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可这样的当事人地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却几乎没有参与的权限。相对于另一方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此方当事人最终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法律显然对其比对被害人更“青睐”。而随着刑罚轻缓化呼声的不断提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也更受人们的重视，被害人的权利却少有人问津。 （一）刑事诉讼活动的国家属性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参与权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将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上升为国家的基本任务，从而将犯罪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转嫁到犯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来。在此背景下，被害人自然退出了基本的责任追究程序，因为刑事诉讼的设定正是为了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国家应当负有何种责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