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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服装的“规则性”及其情感寄托 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但都体现了各自民族的文化选择。苗族因经历了数千年的迁徙，形成了独特的服饰语言。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日趋明显的今天，对于个体来说，服装是一种时尚流行的符号，也是一种个性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每年的服装流行趋势，体现了服装的变化性、时代性和潮流性，特别是“潮流性”配合着人们的审美需求和时代特征，呈现出多变性的特点，一会是复古趋势，怀旧风情；一会又是现代时尚，浪漫摩登，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然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服装是这一族群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民族情感的渲泄，是民族文化符号的象征，是族群识别的“条形码”，是族群认同的旗帜，是族群个体社会角色区分的标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以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著称于世。在苗族绚丽多姿、光辉灿烂的文化中，服饰文化以其承载着记录和书写历史的重任而形成民族文化的具象符号，成为苗族文化的最明显的表征和标识。 款式别致多样，色彩绚丽斑斓，工艺精湛独到，装饰图案丰富，男装俭朴，女装豪华是苗族服装的基本特征，由豪华向简约、由装饰向实用、由多样向统一过度是苗族服装的发展趋势，但这种趋势是缓慢的渐进过程。如果我们把汉服作为参照物来比较就会发现，当汉族服饰经历了一次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苗族服装除了用料的质地、制作的工艺有些微的改进外，在服装款式、装饰图案、整体造型方面却顽强地固守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统，显现出其它民族服装少有的“规则性”来。 苗族服装的“规则性”主要体现在服装造型的固定、款式的承袭、装饰工艺的延续和装饰图案的传统上。从“造型的承袭”上来说，不管汉服经历了多大的“改朝换代”，苗族女盛装的“上衣下裙”结构是亘古不变的；从“款式的固定”上来说，长可抵足，飘逸多姿的“长裙系”、短不及膝，婀娜动人的“短裙系”和裙长过膝，方便实用的“中裙系”也是亘古不变的；从“装饰工艺的延续”上来说，苗族女性所采用的刺绣工艺仍然是传统的平绣、缠绣、辨绣、打子绣、破线绣、数纱绣等等技法，鲜有其他技法；从“装饰图案的传统”上来说，使用最多的仍然是鸟纹图案、蝶纹图案、水纹图案是亘古不变的传统。 为什么苗族每一代女性制作的服饰款式都保持整体造型的固定，款式的的承袭、工艺的延续和装饰图案的传统呢？是这个民族缺乏对美追求的热情的结果？还是封闭的生存环境阻隔了他们与“潮流”的交融使然？但《后汉书》就有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有“五溪衣裳共云天”的著名诗句，这说明苗族同胞从来不乏爱美之心。信息的闭塞固然可以延缓事物进展的速度，但却阻挡不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是什么原因导致苗族服装“规则性”的出现呢？笔者认为，苗族服装的“规则性”的出现，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苗族用纹饰书写历史 服饰的第一功能虽然不是记录和书写历史，但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服饰却是记录和书写历史的最好工具。苗族是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又迁徙频繁的民族，苗族五千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五千年的迁徙史。在频繁的迁徙中，除了用《苗族古歌》来记录和传诵自己的历史外，用服装来标示自己的族别、用图案来显示自己的族徽、用形象来展现自己的图腾、用符号来记录迁徙的历程和历史的事件，成了苗族不二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服装是苗族历史档案集，通过其凝聚在服饰上的特定的文化语言，向世人诠释苗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标示着时代的印记。因此，苗族服饰不仅是形象化艺术展示的载体，人们情感意念的寄托物，而且具有其历史属性，具有承载历史文化，撰写历史的功能。苗族服饰作为民族历史见证和信息传达媒体，展示了苗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和文化精神，构成了苗族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见证。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迪斯在阅读完人类史后，曾感叹道：“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中国，苗族现主要聚居于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海南等省区，并大多居住在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以村为单位聚居，很少与其他民族合村共寨，居住环境以高山为主，以天然地势来划定周围其他民族的居住地域。但是，科学地说，苗族同胞并不是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苗族远祖发祥和居住于中原地区，以蚩尤为酋长。《史记·五帝本纪》有这样的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作战于涿鹿之野”，被苗族尊奉为祖先的九黎部落首领蚩尤，在涿鹿大战中不敌炎黄部落联盟，败走疆场，溃退中原。这是一场被后世所有的苗族古歌反复吟唱的战争，这场战争构成了一个起点，苗族先民从此开始了一场没有尽头的迁徙，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