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中“书手”与蒙书教育.docxVIP

敦煌写经中“书手”与蒙书教育 唐代书法空前发展，但书法大家们留存下来的墨迹并不多，后世不能饱览其风采。而在敦煌的写经之中，却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这些书法主要来自书手。从留存下来的写经看，书手都经过长期刻苦的训练，而书手的训练也与蒙书教育联系在一起，经由蒙书识字，进而习字，成为书手。 一、唐代官方书手写经 “书手”一词，典籍所载，始见于隋唐。在唐代敦煌写经中，有大量出自书手的楷书作品，书手也与楷书联系在一起。《唐六典》载：“楷书手八十人，（隋炀帝秘书省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第九品，掌抄写御书。皇朝所置，职同流外也”，“集贤院御书手一百员”。流外勋品“太子内坊三寺诸率府录事诸楷书手”。 贞观二年（628），“复置书法，设书学博士，收徒讲学”。欧阳询被征为专职的书学博士，以其楷法教示生员。崇文、弘文两馆的生员，尽管考试可不拘于常例，但必须“楷书遒美，皆得正样”。此外，朝廷诏令文武官员研习书法，“以书取仕”。 《新唐书》载：“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唐六典》载：“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开元三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 官方的写经，程序复杂，书手书写后，还要经过再三校对，然后还要详阅。如《妙法莲华经·卷第二》（S.2573）题记：“咸亨四年九月十七日门下省群书守分安昌书，用纸二十张，装潢手解集、初校大庄严寺僧怀福、再校西明寺僧玄真、三校西明寺僧玄真、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使太中大夫工部侍郎摄兵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此卷写经的详阅者，如太远寺大德神符、大德嘉尚、上座道成，均为玄奘弟子。监制者多为政府官员，其中虞昶乃是初唐楷书四大家虞世南之子。 官方书手，有“群书手、楷书手、书手”等称谓。 《妙法莲华经·卷第三》（S.4209）卷后题记：“咸亨三年（672）四月十五日门下省群书手赵文审写，用小麻纸一十九张。”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S.4551）卷后题记：“咸亨三年八月廿九日门下省群书手刘大慈写，用纸二十二张。” 《妙法莲华经·卷第十五》（S.0084）卷后题记：“咸亨二年十月十日，经生郭德写。” 写经以熟练、快捷为前提，这是“经生体”产生的主要原因。经生体有一定的规范性，其技艺的传承，或师徒相授，或风习相染，笔下总有一脉相承的基调。但是“技”与“道”之间，并无严格划分，无论是写自西陲，还是写自中原，抑或是写自江南，都会有某种相同的特征。 二、唐代民间书手写经 佛教的兴盛，对写经产生了旺盛的需求，官方经生之外，在民间还有一批经生，从事此项职业，谋取生计。如中宗景龙三年（709）的《佛说阿弥陀经》（S.2424）题记云：“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奉裕在家未时写了，十二月十一日清信女邓氏敬造《阿弥陀经》一部。”此卷经文由女信众邓氏雇佣李奉裕，由其在家抄写完毕。此卷写经，笔法老练，与当日的官方写经相比，丝毫不逊色。 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官方一度下令不準“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可见当日很多民间经手在开铺营业。《酉阳杂俎》卷五中，记录了一名乞儿写经，胜过官楷手：“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未曾失落。书迹官楷手书不如也。” 《大般涅槃经》（京潜15）题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抄经的价格，如：“清信女令狐阿咒出资为亡夫敬写《大般涅槃经》一部，三吊；《大方广经》一部，三吊；《法华经》一部，七吊；《药师经》，一吊。”抄写工作相对比较清苦，即使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书手，投身其间，也不是优游闲暇的雅事。有书手发牢骚云：“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秦妇吟》（S.692）为张盛友所写，在题记中有诗云：“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麦。高代不可得，还是自身灾。”在唐代，以抄写经书来“自娱”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书手的谋生手段而已。 三、书手培养的途径 写经事业的发达，带动了书手这一职业，而要培训上佳的书手，则要进行蒙书教育。 中国最早的蒙书当是《史籀篇》。秦朝时期的蒙书依然是以识字教育为主，具有代表性的有李斯的《仓颉篇》、胡毋敬的《博学篇》以及赵高的《爰历篇》。到了汉代，蒙书还有《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张志公认为，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识字教育，在《急就篇》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新的识字教材，这当中最重要的有一直使用到清末的《千字文》，以及跟其相近的《开蒙要训》，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杂字”和其他一些蒙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