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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励志议论文素材 汉德·泰莱是纽约曼哈顿区的一位神父，那天，教区医院里一位病人生命垂危，请他过去主持临终前的忏悔。他到医院后听到了这样一段话：“仁慈的上帝!我喜欢唱歌，音乐是我的生命，我的愿望是唱遍美国。作为一名黑人，我实现了这个愿望，我没有什么要忏悔的。现在我只想说，感谢您，您让我愉快地度过了一生，并让我用歌声养活了我的六个孩子。现在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但死而无憾。仁慈的神父，现在我只想请您转告我的孩子，让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吧，他们的父亲是会为他们骄傲的。” 一个流浪歌手，临终时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泰莱神父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名黑人歌手的所有家当，就是一把吉他。他的工作是每到一处，把头上的帽子放在地上，开始唱歌。四十年来，他如痴如醉，用他苍凉的西部歌曲，感染他的听众，从而换取那份他应得的报酬。 黑人的话让他想起五年前曾主持过的一次临终忏悔。那是位富翁，住在里士本区，他的忏悔竟然和黑人的差不多。他对神父说，我喜欢赛车，我从小研究它们、改进它们、经营它们，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它们，这种爱好与工作难分、闲暇与兴趣结合的生活，让我非常满意，并且从中还赚了大笔的钱，我没有什么要忏悔的。 白天的经历和对富翁的回忆，使泰莱神父当晚就给报社去了一封信，他写道，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才不留下后悔呢?我想也许做到两条就够了。第一条：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第二条：想办法从中赚钱。后来这两条就成了美国人公认的最不后悔的活法。 家庭生活对于思考和写作是一种暴政。它的邪恶之处在于：它释放的噪音、干扰、压力粉碎你的一切努力，无休无止;它的方式是爱，是责任，是融融的天伦之乐。在这里，安全、有序、追求永恒是高于一切的，它的防卫机制天衣无缝、无比隐蔽，天才地利用了人类的弱点——害怕孤独、懒散、脆弱、对繁殖力的炫耀、胆小懦弱、愚忠、目光短浅、多疑并轻信——它使得我们甘于被奴役，永生永世听命于这位看不见的君主。 家庭是现存世界中最牢固的组织，最根深蒂固的宗教，国家和其他一切体制都是它的仿造物。当我们的两个祖先走到一起，决定长期做伴的时候，这种组织就有了原型，以上列举的所有人性弱点就很难被抛弃了。弱点代代相传，不断添加，无限放大，直至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数不清的办法保护这些弱点，使得我们前所未有的渺小，不堪一击。 只有思考、写作、其他艺术创造能微弱地质疑、抵抗这种荒诞，是帮助我们从这种邪恶组织剥离出去的唯一途径。从根本上而言，创作是为了从周围识别自己，让自己独自承担未知的危险，并进而接近神性。生活的意义应该就此而来，而不是其他。但家庭是创作的大敌，它和它的帮凶时时处处阻挠我们，试图用它们的力量把我们瓦解在世俗生活中。 正是基于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在创作中，在对付来自家庭的破坏时，愤怒可能是一切感情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了。有时候，它甚至比创作天赋来得更重要。在意志力薄弱的人那里，天赋是最让人伤感的弱点了，它并不能给家庭造成任何冲击，反而可能带给主人巨大的不幸。天赋必须和愤怒结伴而行才能真正获得力量。这两者的融合会表现出如下的精神面貌：傲慢、愤世嫉俗、古怪、喜怒无常、疯疯癫癫、世俗意义上的避世等等。请你对它们肃然起敬吧，它们正在帮助我们孤军奋战，尽管可能自己也未必清楚。 就算你碰到了以上的特征，但特征的后面并没有相应的天赋，也不要报以嘲讽，至少可以借其一壮声势。否则，你会发现，真正的战士少得可怜 杨振宁青年时期，喜爱物理，而且想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1943年杨振宁赴美留学时，就立志要写一篇实验物理论文。 然而，在实验工作的近20个月中，杨振宁的物理实验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做实验时常常发生爆炸，以至于当时实验室里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此时，杨振宁不得不 痛苦地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比别人差! 一天，一直在关注着杨振宁、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泰勒博士直率地对杨振宁说：“我认为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你已经写了一篇理论论文，我建议你把它充实一下作为博士论文，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杨振宁听了泰勒的话，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从心底深处感到自己做实验确实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他又不甘服输，非常希望通过写一篇实验论文来弥补自己实验能力的不足。 杨振宁认真思考了两天。他想起在厦门上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上手工课，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捏了一只鸡，拿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爸妈笑着说：“很好，很好。是一段藕吧?”往事一件接一件地在他的脑海浮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实在不强。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建议，放弃写实验论文。从此，他毅然把主攻方向转至理论物理研究，最终于1957年10月与李政道联手摘取了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放弃有时候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十分痛苦的。适时地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