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及经济学毕业论文资料-“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docxVIP

“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摘要：具流动型兼业传统的沿海偏乡孙村，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同乡同业”形式，兴起遍及全国的金银首饰加工业，并形成该行业各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体现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格局的翻转、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以及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特征。“界外”是非主流、另类、多元以及可能颠覆“中心”的“边缘”。 关键词：孙村;界外;打金;同乡同业;反向运动 孙村所在的福建莆田沿海地区史称“界外”。“界外”之名来自清初莆田的“迁界”政策。郑成功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海上起兵抗清，至1661年，郑成功部控制了莆田沿海的南日、湄洲诸岛。清政府为剿灭郑部，于1662年下“截界”令，沿海核定新界线并筑界墙，每隔五里即筑一石寨，将沿海居民迁至“界”内，在“界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直至1680年，莆田沿海诸岛方为清军收复。康熙二十年（1683年），台湾纳入大清版图，莆田沿海复界。[1] 虽然“界墙”之存不过21年，但“界外”（有时也被称为“界外底”）之名却一直沿用至今，并演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歧视。在莆田城里及平原地区的居民看来，“界外”意味着边缘、落后、贫穷、愚昧、粗鲁。不过近二十年来，“界外”也渐渐在去“污名化”。“你们‘界外’人能闯，有钱”，这是莆田城区居民对“界外”作出的史无前例的正面评价。从城里人口里说出的对“界外”的这一貌似不经意的逆转性评价的背后，是“界外”人手胼足胝的“突围”与“翻身”。 一、边缘地带的社会网络 城里人对“界外”的评价，其实部分符合事实。孙村所在的“界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也是经济、文化及社会意义上的边缘。“界外”实属传统所谓的“化外之区”。 姚中秋先生有“钱塘江以南中国”之说，西晋灭亡，“居住于洛阳及其近旁的上层士族南迁，其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可或不愿与吴中豪强争锋，乃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后来的南迁者无法渗入，只能继续向南移动。钱塘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分界线”，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移”，以致“钱塘江以南中国”（宁波以南之沿海地区、皖南、江西等）后来居上，在儒家文化保存并且发挥治理作用的程度上，反超江南及中原地区。[2]他以历史上因战乱而豪族南迁解释今天钱塘江以南中国农村何以宗族文化及民间社会网络较为发达的现象，这是从“豪族”看“社会”的构成，算是精英主义的视角。 其实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偏僻村落里，自然资源的禀赋稀薄，不足以支持大家族的扎根、开枝和繁衍，但其民间社会网络也照样发达。这就引出如何从底层视角看社会构成的问题，具体说就是社会如何在底层人民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得以构成。[3]这也是施坚雅的视角，他说“基本市场”（standard marketing area）乃是中国农村最为重要的交往空间，其自成一个具“地方性”色彩的社会文化体系。[4] 今天的研究者多少带有将帝制时期中国农村视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单位的倾向，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自然村的地理边界大体就是它的社会边界。其实，在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其乡土社会网络的开放度超乎常人之想象。而其形成开放性社会网络的关节点，是源远流长的发达的流动型兼业传统。 农民兼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见的在地型兼业，即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如黄宗智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男耕女织’是个非常牢固的经济体”，这种类型在中国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5]另一种就是流动型兼业。在地型兼业是由家庭辅助劳动力承担副业，而流动型兼业则是由家庭主劳力承担副业，即男主外当流动货郎或游走四方的工匠，聊称之为“男商（匠）女耕”。此种兼业多出现于人多地少、十年九旱的沿海地区，其农业产出不足以糊口，逼迫男人常年或者在农闲季节纷纷外出谋生。 选择“男商女耕”作为流动型兼业内容的家庭，因为无日常盈余及资本积累可言，所以只能加入低门槛的流动货郎行列，而且必须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经营资本的投入。 孙村位于福建省最大的海水晒盐场莆田盐场附近，民国时期此盐场为地方军阀（俗称“北军”）把持专营，但还是有盐工偷运出来低价转卖，此谓“私盐”。孙村货郎往往在离家出行时购上一两百斤“私盐”，肩挑至二三十公里外的平原稻作区（俗称“洋面”），沿途贩卖。售卖告罄，殆日暮行至莆田县城（俗称“城里”），他们在“城里”简陋客栈歇脚一宿，次日一早上街购买一些洋日什用品及平原地区物产如火柴、发夹、纸烟、茶叶、橄榄、柚柑、菱角之类，之后出县城穿平原奔沿海，在“界外”的广大乡间兜售。在货郎往还城乡的过程中，事实上从事着跨区域的物产交易，他们且行且止，在每一趟的往返中，细心收集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在不同时节的不同需求。货郎大体都有各自的行走线路、店家、熟客、歇脚点，流动货郎成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村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