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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二小事件”等3篇热点时评 真相出山，才能镇得住“标签横行” 邓海建 　　 “中关村二小事件”，持续性刷爆朋友圈。有学生家长称自家孩子遭同班同学“霸凌”，抱怨学校处理不妥；另有“家长”在网上发文称事出有因，当事家长不该借舆论 施压；而校方10日则回应称这只是“学生、家长之间的事件”。最近的消息是，此事似乎出现“反转”，再有家长爆料称孩子母亲“是个编剧”。（12月12日 华西都市报） 　　 北京网信办惩治捕风捉影的标题党还没完，“中关村二小事件”就再次被推上新一季的热榜。 　　 所谓“反转”，竟然是——据说当事学生的母亲“是个编剧”。这种见风是雨的逻辑，究竟是想传递给公众怎样的认知——是编剧，说的都是胡话；抑或说，是编剧，就无权为孩子表达？孩子母亲是个编剧，这个信息，与“孩子母亲是披肩发”、“孩子母亲喜欢吃辣”，在本质上，是等量齐观的意思，它对于事件真相的掘进，除了罗织不靠谱的“绯闻”，并无半点理性增益的意味。 　　 不过，事件从严肃校园话题转向小道消息竞赛，不得不说，当事学校赐予了“洪荒之力”。一起简单明了的校园事件，在失败的危机公关下，愣是发酵成了“中二事件”，无非就是三个肇因使然：一是无视公共关切。近年来，中小学生校园霸凌事件时有发生。来自教育部的统计称：今年5至8月，发生的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分别为28起、17起、17起、6起。当游离在法律惩戒之外的霸凌现象成为校园治理之痛，学校就不能躲躲闪闪，更不该藏着真相和稀泥。 　　 二是不谙公关哲学。在舆论场密集关注、爆款热议的时候，却抛出一篇官话连篇、虚与委蛇的“声明”。言辞之间，诚意稀缺、礼节有限、干货寥寥，甚至祭出“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学生及学校声誉，并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权利”，凡此种种，难免令公众瞠目、并产生行政化之弊的观感。三是放任流言传播。公共事件的“黄金N小时定律”下，越是主动公开，越是掌控大局。“中关村二小事件”传得沸沸扬扬，校方却始终王顾左右或缄默不语，舆论在掘进乏力的无奈与愤懑中，只得以各色轻量级流言，刺探真相的脉络与敏感。 　　 其实，上纲上线的校园霸凌也好，熊孩子导演的恶作剧也罢，说开了，说破了，总不至于成为舆论场的互撕丑剧，而事件对当事方的二次伤害，也不至于如此“披头散发”。更何况，在群众眼里，中关村二小是北京市海淀区的顶级名校，名校如何应对疑似“校园霸凌”事件，是具有示范效应的“样板间”。这个时候，如果连直面真相的勇气都没有，2016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校园安全”四字，莫非只是空话？ 　　 苦衷当然人人有，难处自然事事存。憋在心里，有无“内伤”不说，也容易消弭彼此的信任。再说，学校失语不可怕，监管者不能失声。海淀区教委也好，北京市教委也罢，到了这个份儿上，恐怕就不能“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进行处理”——不仅要让细节化的真相早点站到台前，更要反思并追责相关方不当应对的作为。一句话， 真相出山，才能镇得住“标签横行”，而严肃的“中关村二小事件”，总该有个服众的逻辑因果。 购买个人信息也犯罪具有双向惩戒性 堂吉伟德 　　 公安部称，为进一步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015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出售、非法提供因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而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定，扩大犯罪主体的范围。同时，增加规定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是犯罪，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也是犯罪，也就是说购买公民个人信息也是犯罪。（12月13日《南方都市报》） 　　 个人信息泄露和被非法交易，已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难点。由此造成的恶性案件，以临沂姑娘徐玉玉被诈骗至死最为典型。因而，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让公众免于被伤害的恐惧，已成为公众呼声，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检验。不可否认，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要从源头抓起，对于泄露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要高举法律的大棒。不过，从相对论的原理来说，在严惩“卖信息”的行为同时，对“买信息”给予法律定性，并明确其处理原则，其实具有双向惩戒的效果。 　　 如同“没有杀戮，就没有买卖”一样，没有买信息也自然没有卖信息。犯罪分子比如快递员或者宾馆从业人员，对外销售信息主要是牟利。近日，湖北省破获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犯罪嫌疑人先利用黑客侵入网站服务器盗取公民个人信息6亿条，牟利高达1000余万元。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张庞大的利益网中，有总支付能力超1000万元买家进行了交易。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盗卖信息的始作俑者被绳之以法，不过中间层层转卖的非法获利者，却未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当现有的法律对盗卖个人信息者，处理本身就偏轻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扩大犯罪的主体，实现“买卖同罪”的法定原则，那么就无以发挥法律的强大威慑力。这一点，在“重受贿轻行贿”的司法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长期以来，国内的司法实践都存在着“重受贿轻行贿”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