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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政治论文 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下的不足及对策 前言 近年来，国内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渐重要，但存在各方面问题制约其成长。唐代盛[1]等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分析国内社会组织在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理念、认知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伍良治[2]对非营利组织运行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其制度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建设需要的结论，并从立法角度提出建议。廖宏[3]发现社会组织改革过程中存在认识不足、法规体系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自身能力有待提高的问题，并从观念、立法、政策、监管等多角度提出发展思路。社会组织的内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氏族、家庭、政府、军队和学校等。狭义的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如企业、政府、学校、社会团体等等。从社会组织的狭义定义出发，将公益性社会组织定义为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体系之外的，以公众自治性为基础的，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一类组织。 它的外延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等等。 在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其先导作用。我国的社会治理主体正处于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社会多元治理的过渡阶段---迈向社会协同治理这一新常态,是为了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以社会协同治理为原则，逐步培养社会组织独立自治地管理社会事务，实现政府对社会事务单向治理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事务协同治理转变。政府要树立有限政府理念，通过职权外移和适当退出、政府购买或外包方式发挥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各领域的自治作用;又要培育与有限政府相适应的另一方公共治理主体。培育和引导公益性社会组织在转变政府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公众利益等方面发挥更切实的作用。 一、社会创新视角下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公益性社会组织急速增长而导致社会承载力不足 由图1可见，从2021年到2021年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数量呈现快速递增趋势。总数从2021年的44.5万个迅速发展到2021年的56.1万个。这样的急速增加，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社会承载力是无法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民政部2021-2021年各年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相关数据表明，社会组织增加值从2021年的1884亿元下降到2021年的1425.4亿元;对社会各类人员就业的吸纳人数从2021年的660万人下降到2021年的525.6万人。 如图1所示，公益性社会组织近年来数量激增对社会资源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注册困难：行政规制及政府审批从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制度到分级管理，都阻碍着组织独立自主发展;二是筹资困难：首先，针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未被纳入正常渠道;其次，对公益性社会组织资金保值增值以及资金获取来源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在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政府对促进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的措施没有落地实施，组织面临资金募集不易、自我创收受限、发展步履维艰的状态;三是人力资源困难：首先，政府及社会大众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社会工作认同度低;其次，专业性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缺口较大;最后，对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等人力资源政策没有统一规范，各级地方政府对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人才政策的落地实施都存在差异。 二政府占主导地位格局下公益性社会组织生长空间狭小 如图2所示，由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三方组成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按其所占比例大小排序划分：实线所划的政府A部分远大于点线所圈非营利组织C的范围。在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社会治理下，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仅获得狭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政府几乎成为社会生活的唯一管控主体，其本质仍然是高度控制社会关系的延续。公益性社会组织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基本没有自由可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虽然得到松绑,但发展前景仍然令人堪忧。政府管制社会生活的传统治理理念没有根本改变，政府依然愿意将公益性社会组织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占主导地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不足，存在自身运作不规范、参与社会治理能力不强、假公益之名谋取私利等问题。这使政府有了更好的借口干预，大量公益性社会组织难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使得其发展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 三缺乏专业化监管导致公益性社会组织低透明度低信誉度 根据2021年中基透明指数FIT发布的调查结果，中国大陆公益基金会透明度不及格，监管缺失令人担忧。4200家基金平均FIT得分仅49.45,行业整体FIT不及格。其中，仅有1637家基金会拥有官方网站，在这之中又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