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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的哲理小故事精选 我在韩国釜山出生，读小学、中学，然后来台湾读大学。 中学的时候，有个级任导师，名叫池复荣。 池老师个子矮矮的，戴圆圆的眼镜，神色和蔼。她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不是中国人。她父亲是韩国抗日名将，因此她在中国东北长大，并辗转大江南北。 池老师除了是级任导师外，也教我们韩文。我从她那儿真正学到的，却是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情，是在一堂“周会”课上。 每个星期二下午的最后一堂课，是级任导师担任的“周会”课。那天黄昏，夕阳的余晖从后面的窗口洒进来，把教室照得光亮耀目，我们在练习开会的议程。我有一个提案，进入表决的程序，由于没有人举手赞成，我觉得很尴尬，就嚷着说算了，我也不投了，撤销这个提案。 池老师站在教室最后一排。我没看到她的人，但听到她说话的声音：“郝明义，你不能就这样算了。就算没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我面红耳赤地举手投了自己一票，全班唯一的一票。 到底提了什么提案，同学那么不捧场，已经毫无记忆。但那一堂课，对我影响深远。不论是日后求学，还是工作，每当我兴起什么别人认为荒唐的念头或是没法接受的构想时，总会有个声音提醒我：“就算没有一个人赞成你，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的提案投一票。这是你自己的提案。” 二 第二件事，是在一次郊游中。 我们去到一个沙滩。同学们戏水，我在岸边负责看管大家的鞋子。闲来无事，就搞恶作剧，把一些鞋子藏进沙里。 要回家的时候，大部分鞋子都找到了。有一只，就是找不出来。我无地自容，但丝毫无助于鞋子的出现。天色越来越暗，场面有点混乱。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个头不小，酒气醺醺，手上拎了个东西，就是那只鞋。我们跟他要，他就是不给，欺负我们是孩子。 这个当儿，池老师过去了。她矮矮的个子还不到那人的肩膀。她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要鞋子。醉汉嬉皮笑脸的，有点不三不四。这个时候。突然“啪”的一声，她扬手给了那人结实的一记耳光。 听过很多“不要惹韩国醉汉”的说法，此时，我的心悬在了半空。 晚风中，池老师站在那人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接下来，那个醉汉把鞋子交给她，咕哝了一声，走了。 太神奇了。一个个子那么矮小的女人，可以坚定地给一个大汉那么一巴掌。 那一巴掌，也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慢慢地发芽。事实上，多年后，我才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当你义无反顾的时候，不论对方是何种庞然巨物，不论你多么矮小，照样可以迎面给他一巴掌。 是的，池老师教我的，就是这两件事。不多，不少。 认识她的人，基本不知道她做过的那件事，甚至包括她的大部分亲朋好友。她在任何人面前绝口不提此事，有知情者欲散布，她必一律制止。更多知道那件事的人，则根本不知道她姓什名谁，因此，知道是她做的那件事的人微乎其微。她总是拒绝采访，实在推脱不了，不透露她的姓名是先决条件。 至今，我们只知道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位画家。1966年“”开始前后，27岁的她尚无正式工作，除了跟父亲学画兼做助手，还跟一位老师学钢琴。这种有些隔世的生活状态，大约表明她生活环境的安逸和闲适。由于她的钢琴老师曾与傅雷的儿子傅聪同窗，使她有意无意地关注到敬佩已久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她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不少译著。正是由于这关注，改变了她的命运。 1966年9月，“”开始不久，备受凌辱的傅雷夫妇愤然弃世。身背右派、反动权威及其家属的罪名，这对夫妇死后竟不准留骨灰。这个消息，让她的心情沉重而复杂。她又探听到傅雷的两个儿子，此时，一个在英国不能回来，一个在北京被打入“牛棚”，其他亲戚也多受触及无法出面。于是，她决定要出面保护这对夫妇的骨灰，便冒充傅雷的干女儿到了火葬场，用她的真诚说服了工作人员，将傅雷夫妇的骨灰带回家暂时保存，之后又与傅雷的一位亲戚将骨灰安置在公墓中。 她不但保存下傅雷夫妇的骨灰，还给周恩来去信，向中央反映傅雷夫妇蒙冤之事。信，未出上海，而是落入造反派之手。造反派为此兴师动众，大肆追查，最终查出是她所为，便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她拘押。然而，审讯一通终于未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材料，只得将她释放。不过这件事让她的身份变得不清不楚，给她的生活蒙上了驱不散的阴影。直至1979年，傅雷平反，她才真正摆脱了身上的精神枷锁。后来，傅聪回国，几经周折打听到她的住处，托亲友向她表达谢意，她却平淡地回答：“何必说谢!何足道谢!”她曾对采访者说：“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我不愿人们知道我的姓名，是我在傅雷这件事上的一贯宗旨。”她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对于她的过去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她的现状，也只知道她年逾古稀，独自居住在上海远郊，生活平淡而平静。 从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