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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爱情故事 邓拓是在1937年9月乘坐一辆敞蓬大卡车与十几个青年一起投奔八路军的，当时他们身上都披着一件刚领的军用黄呢大衣，这是平型关大捷的战利品。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在路边的帐篷里热烈地欢迎这批新战士的到来。 丁一岚是“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市进步学生，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从事妇女工作，任平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主任。1941年2月，平山县一个年轻的妇女抗日积极分子被恶毒的公公、丈夫杀害了。出于革命义愤，丁一岚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通迅《血的控诉》投给晋察冀日报，杀人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报纸于这年6月24日以较大的篇幅发表了这篇通讯。在通讯发表的过程中，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开始和作者通信，经过近一年的信件往来，他们初晤于平山县的瓦口川。两人踏着月光，漫步在长堤上，互相交谈了彼此的理想和抱负。邓拓将其写在《初晤》、《夜别》两首诗中。 1941年12月，在刘光运的特意安排下，邓拓和丁一岚终于在瓦口川边的晋察冀边区儿童保育院见面了。当双方介绍了各自的经历，已是分手时刻了。邓拓提出了要一张照片的请求，丁一岚从挎包里掏出半身照递了过去。邓拓接过“信物”，心中已明白了。回到驻地后，邓拓在灯下欣赏丁一岚的照片，太美了，写下了《题像》诗一首。次日清晨，邓拓意犹未尽，又写下了《初晤》《夜别》以及一封简短而情深的书信，通过交通员传递到了丁一岚手里。丁一岚吟咏再三，品出了个中滋味。 1942年3月7日，他们结婚了。桌子、凳子等家具都是老乡家原有的陈设，只有玻璃罩灯是报社总务科特地购置的。第二天便是三八妇女节，聂荣臻司令员及夫人张瑞华特为他们的新婚之喜举行了家宴。聂荣臻多次谈到为革命办报的事儿，鼓励他们多写好文章，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这种鼓励谓之挺笔。他们的婚姻，便成了挺笔婚。 1942年秋，丁一岚调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从此，他们真正成了挺笔夫妻。丁一岚的主要任务是，每天从敌人电讯中摘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重要情报资料，供边区领导参阅，被亲切地称为“千里眼”“顺风耳”。1943年春，丁一岚怀孕了，虽说反应较重，但照旧完成组织交给的革命工作。丁一岚怀孕6个月时，晋察冀边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开始了。9月20日，报社机关离开阜平县的马兰村。邓拓对报社同志提出的办报要求是，只要有24小时的驻留，必须出一期报纸，且要随时印刷随时送出去。于是，邓拓决定退回马兰村，继续印报。当鬼子闯入马兰村时，游击报社已转移至马兰村南边的山沟里。邓拓带着报社人员几乎一天一个村庄地躲避敌人，但还是经历了一次遭遇战。他们在日卜村生活了15天，居然出版了12期报纸，是中国新闻史上艰苦办报的一个奇迹。根据聂荣臻保护报社的命令，八路军第四团在阜平县油盆山截击了日寇。 1913年8月30日，在宋查理和宋霭龄的引见下，宋庆龄与孙中山会面。当宋庆龄站立在孙中山面前的时候，中山先生着实大吃一惊:“长高了，是个大姑娘了!19年前我还抱过你哩!不信问你爸爸。”宋查理回答说是真的，说完也笑了。 两年前，在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之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新共和国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但不到一年，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就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1913年，孙中山为实现他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国的理想，发动了“二次革命”，遭到失败。他既被篡权者袁世凯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国政府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决心组织第三次革命。 正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来到了中山先生的身旁。为了中国革命的事业，她把危险留给自己，心甘情愿地“做个冒险的追随者”，正如宋庆龄日后所说:“从美学成后，我面临各种机遇，但我选择了做中山先生的学生，至今我不后悔。一个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有追求，追求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和美德，甚至高于爱情。这是一般常人难于理解的。我这样做了，实际也是中山先生对我的考验。至于我和中山先生的结合，那是日后我们志同道合的缘故，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二天，宋霭龄又陪宋庆龄来到了孙中山的办公室，宋庆龄把中山先生索要的那篇文章交给了他。宋庆龄在旁指指点点，孙中山一页一页地过目。全是英文剪报，且用红笔圈着，注有时间、地点。这篇题目新颖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山先生展读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称赞，想不到宋庆龄这位大学生虽不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却写出如此精彩、催人泪下的文章:观点鲜明、感情真挚、文笔流畅。就连他这个直接组织者也难体味到的，或发挥不到的地方，都说得有理有据，十分周全。至此，孙中山对眼前这位少女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如果说昨天见面是在外表，那么今天则是在心灵的深处。 此后的十天里，宋庆龄便成了孙中山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