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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检法司]论新常态下警力无增长改善 　　论新常态下警力无增长改善 　　警务信息化被称之为“第五次警务革命”，成为了“四个全面”时代中国公安警务的新常态。公安部“1+3”框架方案的出台，开启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新篇章。面对警务常态、新的形势任务，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要破浪前行，通常看来“警力不足”是瓶颈之一。但从“四个全面”大背景去分析，所谓的“警力不足”之说，一方面，不能简单认为其是制约公安警务改革创新瓶颈因素；另一方面，对其认识也尚处于“知症不知因”的肤浅层面。这些问题不论证阐述清楚，全面深化公安警务改革目标将难以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 　　警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警察的数量，即警察人数的多与少；广义，是指构成警务战斗力的一切因素，不仅包括警察人数的多寡，同时还包括支撑警务工作有效开展的警用装备、民警素质、地域文化，乃至经济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 　　目前认为“警力不足”成立的观点，综合起来看：一是警民万分比偏低。以发达国家警民万分比为参照，用“警民万分比”来衡量，得出中国警民万分比偏低的结论。二是队伍长期超负荷运转。以患病民警占队伍比例为参照，用“队伍健康指数”来衡量，为长期超负荷运转找到事实依据。三是以警力人数和任务量同期增长幅度为参照。通过警力人数增长远低于任务量的同期增长，说明随着公安正规化建设的推进，以及警务工作外延的泛化，加剧了警力不足矛盾。四是机构设置不科学。部门臃肿，职能交叉，造成了警力的“隐性流失”，拉大了警力不足的缺口。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较为笼统，不精细。对警力构成认知上，比如经济状况、地域文化等社会因素，缺乏考虑，明显带有局限性。在定性定量分析上，比如警力不足，是整体不足还是局部不足，是机关不足还是基层不足，是执法警力不足还是非执法警力不足，缺乏详实的数据支撑。据此得出的结论难免不以偏概全。 　　二、对“警力不足”原因的再分析 　　笔者认为，要解决对“警力不足”分析的“笼统”、“不精细”问题，既要从公安机关自身，也即主观方面的理念认识（高端）、组织管理（中端）、民警个体（低端）三个层面入手，又要着眼于对警力构成外部因素的分析与研究，以求对症像症因做出全面系统精细的分析判断。 　　（一）公安机关主观方面的成因分析 　　1、从高端层面说，当前警力不足是“结构性不足”。作为社会控制力量的公安机关，在整个社会控制大系统中，只是一个“小系统”或“子系统”。“结构性不足”指的是小系统（公安体制内部系统）与大系统（指广义警力全部构成要素的社会系统）这两个系统中警力投向权重分配的不科学。 　　（1）“小系统”警力结构性警力不足，一方面是“打”、“防”摆位失衡。警务理念决定警务模式，警务模式决定了警力数量投向。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在特定的情势下，打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乱世用重典”，强调了“打”的重要性，但从事物发展规律看，这是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而非常态化的工作策略。常态化的工作策略，应是“防”。试想，若案件高发，警察则疲于救火，警力数量再多也焦头烂额；若发案不多，则现有警力数量一般不会捉襟见肘，“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在已进入信息化警务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落实，为警务战略重心由“打”向“防”转移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为警务模式随之调整奠定了主客观条件。然而事实上，我们仍禁锢于“以打为主”理念的禁锢，从警务模式到警力数量投向都存在重打轻防的问题，投入“防”的警力数量少，案件控不住，不得不在“打”上持续增加警力数量投入，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加剧了警力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新兴警种与传统警种警力数量投向出了问题。比如，信息、网安等新兴警种警力数量，较刑侦、治安等传统警种明显要少，甚至有的分县局是几块牌子一套人马，警力权重分配与实战要求有差距。因此，“小系统”警力结构性不足，主要是警务理念、警务模式出了问题，导致在“防”上、在新兴警种上，警力数量投入的不够。 　　（2）“大系统”警力结构性不足主要指警力构成社会要素引导、挖掘、激发的不足。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警察只是治理主体之一，而非唯一。有的专家学者将警察划分为国家警察和社会警察两大类，其中国家警察指的是公安民警，“社会警察”实质上是指引入社会机构承担部分可以由社会力量负责的警察职责。换句话说，社会警察实质上也就是警力构成要素的可有效利用的全部社会因素，也即我们通常所说“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后一种力量。而事实上，在旧常态的惯性作用下，公安系统内部对警力构成中的社会因素并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一方面表现为，对警力构成社会要素重视不足，认识不全，在引导、挖掘、激发上投入的警力数量明显偏少；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警力构成社会要素引导、挖掘、激发方式单一、招法匮乏，措施乏力。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