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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一 1934年9月，红军为了做好战略转移准备，开始拟定随军行动人员名单。想要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必须先经过体检关。 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条件不达标，且有孕在身，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 陈碧英如何舍得与丈夫分离，哭着央求董必武去帮她求情，让她一起参加长征。董必武没有答应陈碧英的请求，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可在两人告别时，董必武又是那样依依不舍。陈碧英眼泪汪汪，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董必武实在忍不住了，狠狠心坚决把她劝了回去。 临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间的小手电筒解下来，送给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夜路多留心呀!” 陈碧英从此下落不明。对于董必武与陈碧英，这一别，就是一生。董必武把爱妻临别时送给他的手电筒视若珍宝，一直带着它走完长征。 不难想象，在董必武的心头，有多少对妻子的愧疚，有多少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只有独自忍受思念的痛苦，在革命的路上奋勇前进。 二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决定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 吴仲廉随丈夫曾日三调入红9军，任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吴仲廉，不久后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虚弱的妻子根本无暇照顾。 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战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也在这支队伍中。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多次与敌人遭遇。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样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 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他一边高呼“红军万岁”,一边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 目睹丈夫壮烈牺牲,吴仲廉心如刀绞。被敌人俘虏后,她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从南京晓庄“反省院”营救出狱。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长征中的爱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死考验，有时候一转身就是永别…… 一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这样写道：“毛泽东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 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专门去寻找贺子珍留在长征路上孩子的下落，并在《两个人的长征》中详细记下了找寻的全过程，但是最终只能写道：“这个谜至今仍未解开”。 长征胜利多年以后，贺子珍曾哀伤地回忆：“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 二 在长征途中，曾玉是另一个在战火中生下孩子的女红军。 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 因为是“编外”，曾玉没有口粮和装备，只能凭着一名战士坚强的毅力，和战友们对她的接济苦苦支撑。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董必武找来担架抬着她走，可没走多远，抬担架的民夫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放下担架跑了。曾玉只好骑上钱希均找来的马，颠簸中，鲜红的血顺着她的腿流下来，把马鞍上垫着的被子都湿透了。 追兵越来越近，女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可还没等她睁开眼睛，母亲就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能有人收养…… 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 三 1936年，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