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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贸易政策研究论文 伴随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农业份额大幅下降，农业投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业发展方式出现根本改变。在农业发展模式变革的同时，农业经营制度和相关制度安排也在发生急速变革，土地流转加快，经营规模在适度扩大，经营主体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呈现多元化格局，农民专业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基础。 行政管理改革杂志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守英文章表示，如何在城镇化过半以后，制定相适应的农业发展战略，正确认识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共荣，是新阶段农业政策面临的重大选择。 一、中国农业转型的主要特征 文章分析，纵观世界各国经验，农业份额下降至10%左右以后，农业发展会出现重大转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加快，与非农产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缩小，务农者收入增长显着快于务工收入增长，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各国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成为普遍的政策取向。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农业正处于重大转型，主要表现为： 第一，农业份额下降到现代化转折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和就业份额双降趋势明显，农业产值份额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21年的10%，年平均下降速度约为0.6%。农业就业份额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21年的34.8%，年平均下降速度超过1个百分点。2021年以来，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年平均下降速度分别为2.99%和1.8%。 第二，农户对农业经营收入依赖下降。随着农民外出打工数量增加，农户收入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工资性收入比例大幅上升，家庭经营收入比例不断下降。1990-2021年，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从82.4%下降到44.6%，工资性收入从不足15%上涨到43.6%。在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近10年间下降了10%以上。 第三，农业投入方式发生重大变化。长期以来，由于人多地少，中国农业主要依靠增加劳动投入和农药、化肥等现代投入来提高单位土地产出。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减少和整个农村人口绝对量减少，农业与非农产业在劳动力争多上的比较劣势尽显。在结构高速变革背景下，中国农业投入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农作物用工成本上升、用工数较少。家庭用工价与雇工工价均出现明显增长，且雇工工价近10年的增速很快，从1999年的14.05元/日增长到2021年的53.09元/日，增长近4倍。家庭用工价折算也从1999年的9.5元/日增长到2021年的24.8元/日，增长了2倍多。劳动力稀缺程度提高，劳动用工成本上升，农户在进行劳动力配置时，普遍采取减少农作物用工投入的策略，致使农作物用工量大大下降。 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与机械投入巨增。2021年以来，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保持年均6%的高速增长。全国各种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增长迅速。2000-2021年间，全国的大中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分别增长302%和338%;小型拖拉机增长41.2%;农用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1%;联合收割机增长274%;播种机增长98%;水稻插秧机增长567%;机动脱粒机增长16%;节水灌溉类机械增长58%;农用水泵增长29%;农用运输车增长75%。中国农业投入方式已经和正在从以劳动投入为主的方式向以机械投入为主的方式转型。 第四，农业发展模式发生历史性转变。过密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一直是决定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尽管集体所有制实现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更大经营规模，但是由于农村人口被禁锢于土地的局面没有改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进一步加重，人地比率进一步降低。人均土地规模从1949年的4亩下降到1981年不足2.14亩土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人口增长和农村人口基数过大、农村工业化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中国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格局也没有发生改变。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和农业劳动富余、资本短缺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中国农业发展模式一直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口总量和增速持续减慢，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加速，农村人地关系得到缓解。1995-2021年，人口规模增加10.2%，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0.55‰降到5.05‰。自2021年以来，人地比例逐年上升，分别从2021年的1.96亩/人上升到2021年2.26亩/人。与人口增长模式改变引发的人地关系缓解相比，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更为显着。农业劳动力总量从1996年的3.17亿下降到2021年的2.59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