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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人合作的故事精选 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事业巅峰和“宇称”紧紧联系在一起。 用科学家的话说，宇称是内禀宇称的简称。它是表征粒子或粒子组成的系统在空间反射下变换性质的物理量。在空间反射变换下，粒子的场量只改变一个相因子，这相因子就称为该粒子的宇称。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宇称就是粒子照镜子时，镜子里的影像。以前人们根据物理界公认的对称性认为，宇称一定是守恒的。这就像有正电子，就一定有负电子一样。杨振宁教授1951年与李政道教授合作，并于1956年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对称性反映不同物质形态在运动中的共性，而对称性的破坏才使得它们显示出各自的特性。如同建筑和图案一样，只有对称而没有它的破坏，看上去虽然很规则，但同时显得单调和呆板。只有基本上对称而又不完全对称才构成美的建筑和图案。大自然正是这样的建筑师。当大自然构造像DNA这样的大分子时，总是遵循复制的原则，将分子按照对称的螺旋结构联接在一起，而构成螺旋形结构的空间排列是全同的。但是在复制过程中，对精确对称性的细微的偏离就会在大分子单位的排列次序上产生新的可能性，从而使得那些更便于复制的样式更快地发展，形成了发育的过程。因此，对称性的破坏是事物不断发展进化，变得丰富多彩的原因。 历史上有些重大发现，是人们共同合作的产物。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开普勒是17世纪杰出的天文学家，他是哥白尼日心学说的拥护者。 1955年，24岁的开普勒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一本相当幼稚的书。这本书受到了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在布拉格工作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重视。第谷热情地邀请这位穷困潦倒的年轻人来到布拉格和他一起研究天文学，并在经济上和事业上给予他无私的帮助，使开普勒异常感动。然而，就在师徒二人准备进军新的科学高峰时，第谷被一场重病击倒了。 1601年的一个傍晚，第谷的房间里，一支蜡烛在闪烁着。第谷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开普勒坐在床边的一张板凳上，细心地倾听着老师临终的话语：“我一生之中，都是以观察星辰为工作。我要得到一张准确的星图，我的目标是1000颗星星，我已观察到750颗，可现在却病成了这个样子。。。我把我所有的手稿都交给你，希望你把我观察的结果出版出来。。。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开普勒静静地坐着，不住地点着头，开始勤奋工作。但是他的继承引起了第谷亲戚们的嫉妒。他们合伙把第谷遗留的手稿收了回去，只留下一些观察记录。这些人的绝情没有使开普勒丧气，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老师的目标是1000颗星星。” 为了这个信念，开普勒重新整理好留下的观察记录，克服了病魔、贫困和他人的冷嘲热讽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便，顽强地进行实地观测，751、752、753.。。。二十多年过去了，1627年，忠诚的开普勒终于完成了老师的遗愿。此外，他还发现了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的重要规律，提出了著名的开普勒定律，成为继第谷后的又一位近代天文学巨匠。 可以说，如果没有开普勒，第谷的辛勤积累也许会成为一堆废纸;反过来，没有第谷，也根本不会有开普勒的卓越成就。 他们是南美国家的解放者，圣马丁是南路首领，玻利瓦尔是北路的领袖。 他们会师后，经过一场谈话没人知道其内容。 圣马丁交权给玻利瓦尔，最终他们的军队解放了绝大部分南美洲国家和地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是人类友谊的典范。 从184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会晤起，40年里，他们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中，团结作战，患难与共，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由于革命斗争需要，他们曾身处两地近20年，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因此而疏远，反而联系越来越密切。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信，交谈各种政治事件和科学理论问题，共同指导着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不仅十分钦佩恩格斯的渊博学识和高尚人格，而且对恩格斯的身体也很关心。 有一个时期，恩格斯生病，马克思时时挂在心上，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关切你的身体健康，如同自己患病一样，也许还要厉害些。”恩格斯为了“保存最优秀的思想家”，在经济上资助贫困的马克思，使其能专心致力于革命理论的研究，他违背自己本来的意愿，到父亲经营的公司中去从事那“鬼商业”的工作。 当《资本论》第一卷付印的时候，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恩格斯尽管做出了巨大牺牲，但他始终认为，能够同马克思并肩战斗40年，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这种崇高的革命友谊，正如列宁所赞扬的，它“超过了古人关于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