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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智慧故事 早年的学生顺子来看我，聊得开怀。他突然抛给我一个问题：“老师，您还记得毕业时您送我的书上的题词吗?” 我说：“记得——顺天顺行、顺水顺风。” 他笑了：“没错。但是，我想问您在这八个字下面还写了什么?” “‘顺子存念’之类的话吧。” 顺子摇头，说：“您写的是‘吾生顺子存念’。” 我笑起来：“反正是一个意思。” 顺子说：“才不一样呢!您不知道，当年我捧着那本书，盯着‘吾生’两个字看啊看，看啊看——您别笑!我先把它解释成了‘我生养的孩子’，一想，不对;又琢磨，莫非是‘我的学生’?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回到家，我认真查了词典，明白了这里的‘吾生’原来是长辈对晚辈的敬称。但是，我还是执拗地认为您写给我的‘吾生’有更深切、更复杂的含义……后来，我谈恋爱了，我把您赠的书拿给我女朋友看，还特意把我对‘吾生’一词的探究过程讲给了她听。您知道吗，她听后感动极了。她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想了：一个能让老师这么看重的学生，肯定值得托付终身!就这样，我们的关系很快就确定下来了。——您瞧，您写的‘吾生’那两个字，还是我们的大媒呢!” 顺子告辞了，我的思绪却在他讲的故事上流连，久久不肯回来。 我多么喜欢顺子对“吾生”二字的解释——不管它是谬解还是正解。当我在尘世间遇到一茬茬年龄相仿的孩子，当我亲眼见证了他们效我、似我、逾我的奇妙过程，我分明感到自己生命的宽度与长度都在可喜地延展着。 柏拉图在他著名的《会饮篇》中将人类的生育繁衍分为了两类，一类叫做“身体生育”，一类叫做“灵魂生育”。而在这两类生育当中，他更看重的是后者。在他看来，人与“睿哲”、“美德”结合所生育出的“灵魂分娩物”对于他的生命而言是更为紧切的。我想，身为教师的我，不正拥有着自己众多的“魂生子女”吗?如果说“身生子女”是我与爱结合的产物，那么，“魂生子女”则是我与美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前者的形貌是我在一种悬疑之后的无奈接受，那么，后者的形貌则应该是我在一番深情雕凿之后的必然所得!——吾生，你不就是我生养的孩子吗?你是我的“灵魂分娩物”啊! 当然，我也会欢笑着接受你将“吾生”解释为“我可敬的后生”。我深知，今天我们拥有怎样的课堂，明天我们将拥有怎样的社会。我愿意把吾生托举到一个高度，让你对这个高度着迷、上瘾，让你从此不能忍受在这个高度之下匍匐而活。等我老了，白发飘飘，可以闲适地坐在长椅上，幸福地看你们飞翔。 ——吾生，汝非我之所生，却又是我之所生。我不能不在意我当初的一句殷殷叮嘱如今长成了你身上的哪一块骨骼，我不能不去想我今朝的一汪苦泪可否期待你于明日酿成一樽美酒。 吾生，须知，无论你为官为民，身后都有一双寄望的眼睛，愿你向善而行、向上而行、向美而行。 领袖该是什么样的呢?有一位女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早晨，她发现自己的邻居在下楼时把每家每户门口的垃圾袋都拿到楼下，她非常感动。第二天她也开始帮助邻居倒垃圾。逐渐地，在这个社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热心人。她们没有使用任何权力，却让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自愿地作出改变，为他人付出。她们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也无意地获得了他人的追随。那么她们是在服务他人，还是在领导他人呢?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罗伯特·K·格林里夫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仆从领导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非常真切而朴素——在追随者们打算为领袖做事前，领袖应该先要问一个问题：“自己能为你的追随者做些什么?” 衡量一个领袖的伟大，不是看他拥有了多少的追随者，而是看他缔造了多少领袖。只有将传统的组织金字塔结构彻底颠倒过来，让领袖走下高高的神坛，才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 清初计六奇所著《明季南略》，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清兵大举攻打扬州，眼看破城在即，全城百姓人人自危，却无处可逃。扬州城内有个叫程伯麟的商人，平日虔诚拜佛，乐善好施。这天晚上，程伯麟忽然梦见菩萨显灵：“你家共17口人，其余16人均可保平安无事，惟独你劫数难逃，因为你前世杀了王麻子26刀，今世须偿还。”程伯麟大惊，慌忙跪求破解之法。菩萨道：“破城之时，你千万不能逃走，否则将连累全家遭殃。” 五天后，守将史可法战死，扬州城破，城内兵荒马乱，尸横遍野。程伯麟安排家人全部躲进厢房，自己则独坐堂屋，坦然等死。当夜，果然有清兵来敲门，程伯麟镇定自若，大声问道：“来者可是王麻子?我在这里已等候你多时，尽管进来杀我26刀吧。”门外的清兵大惊：“我就是王麻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程伯麟打开大门，将梦中所见如实相告。王麻子听后，百感交集，叹息道：“你前世杀我26刀，所以才招致我今世找你报仇，如果我今世再杀你26刀，来世你岂不是又要找我偿还，冤冤相报何时了?”说罢，王麻子抽出佩刀，用刀背在程伯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