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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蔡和森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推动作用论文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2021年9月14日，蔡和森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而且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传播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试论蔡和森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推动作用全文如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蔡和森作为建党初期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在建党之前就从学术层面上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国化的问题，以及将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独立地提出系统的建党思想。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蔡和森在推动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和在湖南的建党活动等方面也做出了实际贡献，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对马克思法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作出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有着丰富、崭新的内容，其核心是：第一，法律是上层建筑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对它产生反作用。第二，在阶级社会里，法律其有阶级性。上述核心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唯一标准，也是判断其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唯一标准。蔡和森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驱者，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运动之前，蔡和森在学习过程中接受了一些先进思想，而且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蔡和森从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1920年初，蔡和森怀着对革命理想的强烈追求，到法国勤工俭学，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中共创建作出了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届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没多久，资本主义刚刚遭受沉重打击，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许多弊病暴露出来。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对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开始摒弃和批判资本主义法律体系。蔡和森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作为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蔡和森是接受和认可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唯物史观中体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由此决定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的原理。 1922年他发表在《向导》周报第二期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他指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代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经济史上产业革命的伴侣。”由此可见他肯定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等上层建筑这一原理。 在1920年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他指出了法律具有阶级性。“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4]84，法律作为资本主义统治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产生并活跃在中国社会中，“中国资产阶级，现在虽然这样微弱、无能”，但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一致“他们的第一举必然是掠夺政权，凭着国家机关，吸收外资，以供私人的产业经营;凭着国家权力、军警、法律、议院以高压工人阶级。” 84法律是国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的权威和效力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蔡和森对法律的起源和趋势没有说明，但是在谈到国家问题时，他指出“国家是由控制阶级争斗的需要产生的”。国家也不会是永远存在的，“阶级必致于消灭也和其必致于发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必致于消灭。”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当然也会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灭而消灭。 马克思法律思想并没有总结当时中国的法律实践经验，对中国法律实践和法治建设的指导也就缺乏针对性，所以需要将马克思法律思想和当时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来指导中国的法律实践。蔡和森结合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法律现象深刻的披露了资本主义法律和军阀立宪的本质，为马克思法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确立其指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蔡和森于1921年底回到祖国，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 1922年7月在党的第二次大会上蔡和森针对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几种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如说能用宪法解决中国问题，是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欺骗人民的口号呢?我们说宪法是革命的结果，没有革命决不能产生真正民意宪法。”[6]31-32法治并不是时代所需，尤其是封建军阀所谓的法治，“十年以来，北洋军阀，佣兵窃国，蝉联不绝，到了现在，并其“法统”而窃之。”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指导下蔡和森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警告国人：“现在仍然是政治战争的时代，并不是“法统”战争的时代。大家要想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