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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 金融学的中国故事 黄达colon;金融学的中国故事 2021年6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掌声太过热烈，让黄达不得不“叫停”。 他说，“最近病还没好，身体不给力”，“我的讲话还有点啰嗦，就不要鼓掌了”。86岁高龄的黄达，是“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第一位获得者。这位“教书匠”桃李满天下，数代学生挤满了报告厅，掌声并不那么容易“压得住”。 在并不长的获奖感言中，黄达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金融学科建设不论如何曲折萦回，基本属于引进型。其间，间或有自己创新的亮点，但影响极难越出国境。当今，中国元素，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的舞台上已然有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权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也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六十多年来，黄达的孜孜以求“间或”创造了“有自己创新的亮点”，然而在中国金融学人看来，他奠定了整个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基石。 黄达教授“是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建设的主要奠基者与引领者”、“是中国经济学之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论证者”、“是新中国金融改革和重要金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宣读的颁奖词表示，“鉴于以上卓越贡献，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决定，将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授予黄达教授”。 为中国学生写中国教材 65年前的春天， 21岁的知识青年黄达来到解放区张家口，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联合大学，入法政学院财经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黄达被分配到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1950年秋季学期开学，黄达被指定讲授货币银行学。于是，少年时希望“将来当个工程师”的黄达走上货币银行学之路。 “经过1950~1951年这一学年，我深深地被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吸引住了。”“开头的第一年，学也好，教也好，诸多的兴奋点，推动自己走上喜欢钻研货币银行学，喜欢讲授货币银行学之路，并乐此不倦、形影不离60年。” （黄达《结缘货币银行学六十年》） 课程开了，但没有教科书，当时中国的大政方针是“一边倒”，事事以苏联为榜样，在学术上也不例外。黄达回忆，“当时的领导说：苏联专家给你们讲，你们再给同学转述，问题不大。”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同时还有一条“理论联系实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就货币银行学来说，就应该在按照苏联设置的课程（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之外，讲中国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当时称之为“中国部分”。1951年底订出了编写中国部分讲义的计划。 他至今还保留了一份当年的手稿《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建立》。而中国货币银行学的课程，从一开始就饱含了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1959年，“中国部分”加以修改扩充，编入黄达等集体编著的《货币信用学（上）》，作为其中的三章。而这本书是在1958年“大跃进”“忽悠之下”，突破苏联框框，由黄达及其同事集体编写的中国货币银行学教材，虽然其“下部”因“反右倾”运动而未能出版，但这“半部书”在中国货币银行学史上的开山作用自不待言，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 据195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升业（现为人民大学教授）回忆：当时按苏联教材把货币银行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重复性很大，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货币银行学的原理有共性。黄达教授提出来要把两门课合并，以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情况变成一门课，就是货币银行学，写成教材《货币信用学》。 这种做法在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非难，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合一”了，黄达在1960年被批判。周升业说，这种情况下，黄达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下来了；今天人民大学财经金融系的教材大部分是沿着这个路线走的。 即使在“文革”中，黄达也没有停止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并对价格理论和中国古代财经及财经思想史的思考颇有心得。 “文革”结束，拨云见日。1981年，黄达与同事们总结十余年教学研究心得和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思考，出版了著作《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开创性地将财政、金融、企业融资、物价和经济运行等融为一体，勾勒出反映中国实践的宏观经济学框架。 这也是一本教材。黄达说：“全书的设计可以说是完全摆脱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教材的苏联框框。而且，立足于中国土地、中国实际的准则，始终贯彻全书。不脱离中国实际的背景，传播不分国界的先进科学知识，这个准则的明确贯彻，应该说是从这部教材开始的。” 当年，读大学二年级的李晓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读到这本书，受到很大影响，“（这本书）从经济的实际出发，对计划经济很多观点和理论提出诸多质疑”。 黄达对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