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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中的旅行者 寒夜中的旅行者 是他，而不是“我”。 　　不仅仅因为他迷恋开口的元音，不仅仅因为“他”清高地保持着一种距离。用第三人称“自述”是他的宿命。据说，他开始“习得”语言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发不出“我”的字音。他只能用专名（他自己的名字）来代替句子中代替他自己的那个代词。他不会说“我饿了”。他只会说“忆沩饿了。”如果他想自己用勺子吃饭，他的请求就变成了“忆沩喂忆沩”。人们赞扬他心中无“我”，他后来想，也许是一个更专横的“我”在统辖着他的心智呢？ 　　他出生在“阶级斗争”开始要“天天讲”的年份。很多年以后，他还知道他的生日与波德莱尔的生日相巧合。他总是听见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震撼人心的声音。他总是看见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被捆绑着押赴刑场。他发现房前那一段腐朽的长廊尽头的花园里的假山突然变成了防空洞的入口。 　　他很小就迷恋上了阅读。阅读是一堵隔音的墙。它将他与噪音中的现实隔开。他经常去图书室整理报纸，换取一次多借三本书的优待。他读《巴黎公社史》，他读《摘译》，他读《哥达纲领批判》，他读《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他不懂装懂。他从许多狭隘的窗口里展望世界。他的思想游行到了很远的地方。 　　他与他后来不仅仅画画的著名的表哥通信。他在笔记本里记下铿锵有力的名言。他为伟大人物的“正寝”流下幻灭的眼泪。那时候，他习惯于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感受时间和辨认生活的方向。 　　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配乐诗朗诵煽动起他的美感。“西伯利亚的寒风吹来了修正主义的叫嚷”之类的诗句给他带来文学的享受。可是，1992年5月，当他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的时候，关于文学的记忆却只能令他颤抖。 　　他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订阅的杂志是《哲学译丛》。在他16岁生日过后一星期，他从一台12英?的黑白电视机的屏幕上看见萨特的葬礼。他开始迷醉于思想的虚荣。他仍然保留着那之后6个月出版的《外国文艺》（1980年第5期）。在收入其中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里，他留下了一些批语。1983年2月21日（他19岁时）的一段批语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也许选择只是给痛苦中的人的一种安慰罢了。” 　　然而，他还是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弗罗斯特所谓的“较少人走的路”。他选择了“另类”和“别处”。但是，他很幽默。他要用他的一生来偿还这选择的代价。这就是他的幽默。他感觉得到包括他身体在内的各种势力对他的选择的不满。可是，他仍然在走他自己的路，走他的老路。他用他的“专一”崇拜生活。他用他的“专一”嘲笑生活。这就是他的幽默。 　　他在24岁那一年完成了两部小说。他的《遗弃》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读者数量“即使以二进制计也不超过四位数”。他的《一个影子的告别》16年来走过了极为曲折的道路，前途至今仍不光明。他的墓志铭也许可以预定为“一个没有人给他出版的博士”。他的坏运气让他深知天命。他深知孤独的长度为什么要用“一百年”来计较。 　　他在法定年龄之前进入工科大学，他在而立之年以后获得文科学位。这两次经历相隔18年。在这18年的中点，世界的剧变将他引向历史的迷宫里最后的那一个宫殿。从此，他不再关心“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开始通过身体，或者说通过身体的疼痛和颓废来感受时间和辨认生活的方向。 　　不久，他开始参与创作另一部作品，一部不可能由他独立完成，他也不可能看到它的完成的作品。这另一部作品将令他的生命拥有一个开放的结局。这另一部作品是另一个生命。他将他提升到“父亲”的高度。 　　同时，他的创作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台湾和香港。他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他带来了过于奢侈的关注，“非文学类”的关注。结果，他有了一次长达5年的“自我流放”。直到1995年，他才信心不足地“重返文坛”。 　　这一次，他的文学激起了一点好奇。他用最懒散的节奏回报读者对他的兴趣。 　　然而，他的懒散并没有妨碍他的“机遇”。他的一篇他不以为然的即兴之作在被刊登三次之后，突然被“几乎所有”重要的选刊选用，“红极一时”。它甚至成为文艺学硕士生的范文。这令他的判断力蒙受羞辱。他希望他的“真正”作品能够赢得类似的“机遇”。 　　渐渐地，他发现他偶尔能够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不为他自己所知的消息：他的品性，他的优劣，他的私情，他的升降，甚至他的生死。他已经在美丽的谣言中骄傲地死过一次了，尽管他还在不那么美丽的现实中谦恭地活着。他不欣赏一些据说是他写的他从来没有写过的作品，就像他不欣赏许多的确是他写的作品一样。他的名下出现了“伪作”，而他的“真迹”却还难于出版。这是生活的黑色幽默。正如他的《两个人的车站》中的一个人物指控的那样，“生活是最真实的赝品”。他不希望他的读者喜欢他的作品到要替他“代笔”的狂热程度。 　　后来，他带着那部不可能由他独立完成的作品来到了北美的北部。他正住在一座色彩细腻的城市里。他的住处东面是巨大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