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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周口市网络通信发展综述 “三哥，你干吗呢？天气凉了，多注意身体啊……”8月11日上午，家住中心城区庆丰路中段的赵绍武老人拿着手机和远在湖北襄樊的堂哥视频。 自从用上了智能手机，学会了用微信视频聊天后，今年78岁的赵绍武几乎每周都会和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堂哥“面对面”聊一会儿。除此之外，他每天还会在手机上看看新闻，和小辈们在微信里“互动”，有说有笑，彼此间感情联系得更紧密、更亲近，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这只是周口市网络通信发展史上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周口市网络通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近处靠吼、远处靠走”到“一机在手、万事皆知”，从“鸿雁传书”到微信即时聊天，随着科技进步，网络通信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遥远的距离不再是问题，使得时空变得更小、生活节奏变得更快，人们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千里思念一“信”牵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古以来，书信便是人们最传统的交流方式。它满载相思，向相隔千山万水的亲人、爱人、友人分享喜悦，慰藉安康。 书信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千年演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完善邮政制度，书信也逐渐成为人们通信的主要方式。几分钱的邮票，数日等待的时光，承载着一家人的期望，实现着情感的传递。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书信是周口市群众最常用的联系方式，但是寄信、收信却颇费周章。赵绍武回忆说，寄信得去乡镇邮电所或县城邮电局，村上是不可以寄信的。收信的方式相对灵活，收信地址写到单位的，由邮递员每天直接送到相应单位自取；而写到村庄的，邮递员则每三天或一个星期送一次到大队部，再由收信人自己来取或者靠同村“顺路人”捎回去。这样下来，一封信从寄出到收阅，快则十天，慢则半月二十天。 “我是1959年的兵，在部队20年与家人联系主要靠书信。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往老家寄信，告诉家人在部队的近况，并将在部队省下的补贴寄回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于赵绍武而言，书信是缓解乡愁又饱含亲情的家书，承载着他对家乡浓浓的思念。 每封信件顺利送达的背后靠的是四通八达的邮路。新中国成立前，邮件运投主要靠人背肩挑，步行传递。新中国成立后，邮政通信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逐步形成由省内邮路、农村邮路、市内邮路及邮政局（所）组成的邮政通信网。1951年，周口市开始使用自行车运送邮件，当年配置自行车76辆。此后，主要邮路邮件除委托运输部门运送外，均使用自行车完成。1960年，自行车达359辆，农村投递及城市投递全部改用自行车，步班投运的历史从此结束。1991年后，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运邮发展迅速，使用了30余年的传统步班邮路取消。1998年11月5日，邮政、电信分营，周口市邮政部门依托国道106线、311线的优势，不断拓展邮政网络覆盖范围。2005年年底，邮政网络覆盖全市，服务面积11959平方公里，全市邮政汽车增至121辆。2006年10月9日是第37届世界邮政日。为减轻投递员的投递难度和工作量、缩短投递时限，周口市邮政局为全市132条城区投递段道配备了200辆电动车。 这一天，城市段道投递员结束了人力自行车投递的历史，实现了城区投递电动化，由此成为全国第三家、河南省首家电动车投递单位。之后，随着电话的普及，书信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是人与人之间最普通的通信方式。 “建国初期，还有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那就是发电报。”赵绍武介绍，电报与书信相比，大大加快了家人、朋友间的联络速度。但是，其费用“奢侈”且叙事难以翔实，所以人们只在遇事紧急时才会给对方发电报。 据记载，周口电报的开办可追溯至清朝末年，开始为军事所用，以后逐渐开放到工商、民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通信网的不断扩大、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电报业务量逐渐扩大。1952年达1.52万份，1957年上升到2.62万份，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下，电报业务量猛增到5.67万份。此后，电报业务量持续增长，1988年首次突破百万份大关，达1000008份。1989年后，随着电话的涌现，电报用户量有所减少。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周口市陆续开办了“鲜花礼仪电报”“庆贺电报”“吊唁电报”等电报新业务，但怎奈大势已去，电报业务量呈逐年下降趋势，1996年，电报业务量为3.26万份；1997年，电报业务量为2.10万份；1998年，电报业务量为1.63万份；2000年，电报业务量为1.19万份；2005年，电报业务量为971份；到2008年底，电报业务量仅有113份。之后，电报业务量少之又少。2009年，电报业务正式退出周口市通信行列。 固话“走”进百姓家 “1978年前，各县使用的都是磁石人工交换机。它不像现在的自动电话那样直接拨号就能打通，而是要打到邮电局的总机，再由话务员转接，才能和对方通话。”周口市邮政局退休干部胡天禧回忆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话电路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