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的戏剧集.docx

PAGE PAGE 1 读汪曾祺的戏剧集 　　 　　沙　黑 　　一，《范进中举》。写于一九五四年，其时作者三十四岁，发表于一九五五年。此戏可用“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八个字概括。 　　“入乎其中”者，该戏写了众秀才、胡屠户、张静斋这些人以及范进本人，即代表着科举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方面的人物，是他们在生活中上演了“范进中举”，吴敬梓老先生将他们写进了《儒林外史》，汪曾祺又取来写成此戏。从这部分内容来看，汪曾祺尊重原著，基本没有添加什么。 　　“出乎其外”者，该戏写了关清、顾白这两个普通平民，他们无私地同情和帮助了范进，同时对科举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方面抱着冷眼旁观与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外化地明确地代表着剧作者的批判立场，这一批判立场虽然同时也体现在对范进等人的刻画上，但相对于关清顾白二人这一面，那种批判较为含蓄而内在。剧作者的批判立场也就表达出了作为讽刺小说的原著的批判立场，将这一立场赋予在两个善良的平民百姓身上，是有社会生活基础的，因而是可信的合理的和生动的。关清、顾白，合读即为关顾清白，在那个值得讽刺的社会时代，关顾清白的只有老百姓了，他们才体现着民族的清醒意识和健康肌体。这两个小角色不但成为不寻常的思想载体，而且也是转动戏剧大情节的小齿轮，并给戏剧丰富了可贵的生活气息，在戏剧之内外化出关清顾白二人的批判视角, 是汪曾祺借鉴旧戏“副末”这一角色的一个新创造，也是来自他的平民意识的一个文学成果。 　　汪曾祺一九六二年致黄裳的信中提到，《范进中举》初稿写出来后，老舍曾在酒后指着他的鼻子说，“你那个剧本，没戏！”如今我们看这剧本，这“没戏”的部分，当指戏的主体，即体现原著的那些内容，剧作者几乎是照搬了原著。当我们读小说时，已经觉得很有戏剧性了，特别是胡屠户这个角色，还有范进插草卖鸡的内容，但到了舞台上，这部分内容的戏剧性尚应更较强烈地予以外化，把其中的“戏”给“抠”出来。 　　汪先生作唱词，巧用元曲之节奏。 　　二，《小翠》。写于一九六三年，其时作者四十三岁，与薛恩厚合作。此戏与《聊斋》原作相比，主题社会化，情节条理化，性格动作化，总之，改编是老到、成熟、成功的。 　　“主题社会化”，原作主题以狐仙小翠的诡异，表现因果报应（报恩），而到了戏剧中，则表现小翠以其诡异作智斗，战胜朝廷官场邪恶势力，主题扬清抑浊，是社会性的，也是民众喜闻乐见的。 　　“情节条理化”，围绕新设计的积极性主题，对原作情节取舍、改造、扩展，重新安排。该剧情节大起大落、扣人心弦、通俗易懂，真是“当行、本色”。 　　“性格动作化”，小说原作中小翠的性格形象多以微小细节表现，在戏剧中却需要设计幅度较大的动作以便表演，看得出给小翠设计的是“小旦”这个行当，活泼可爱生动风趣，也很符合原作。 　　汪曾祺对《聊斋》情有独钟，观其《美国家书》可知，旅美期间，他仍抽空创作《聊斋新义》小说数篇，并在家书中写道：“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甚至设想这“能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一个新的天地”，而他的小说的笔记风格，显然是汲取了《聊斋》的艺术。 　　三，《雪花飘》。写于一九六六年，其时作者四十六岁。注明据浩然小说改编。此戏即使今日作为独幕剧，亦可上演，其一，主题很正，写的是“社会主义好人好事”，然而却不极左、不虚假，一个退休工人的一颗极端负责之心，写得是真实可信的。其二，故事很好，在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该退休工人看管街道公共电话，传一次话是三分钱，在除夕夜晚，他为了传达一个事关工厂生产的重要电话，顶风冒雪，摸遍“十条四号，十条十四号，十条二十四号”三家，去找一位余师傅，皆不成，并且遭人讥讽说他这样为了三分钱不值得，最后，他估计是“四条十号”的人，终于在路上堵住了余师傅，传达了电话内容。这种“社会主义好人好事”题材，是当时文艺最崇尚的，却较难写得好，而汪曾祺这个戏却写得十分好，又自然又生动又简洁，小说提供了好基础当很关键。《年表》未列这一作品。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等作品名世后，人们从他的风格把他看作三十年代的作家，以致认为他有点“士大夫”，这自有道理，但如果这样来读他的戏曲《雪花飘》，或小说《看水》等作品，是会感到十分诧异的。就是说，在六十代年代严格的“社会主义文艺”规范之下，汪曾祺不写则已，如果写，也能写得很好，只是他做为能写《受戒》的作家，从艺术生产力的意义上说，是被压抑着的，他的《受戒》只能作为一粒文学种子藏于心中。 　　（小说《看水》，写于一九六二年，简直就是一篇知青小说，不过不是八十年代“伤痕”式的知青小说，小说中的“小吕”真实地因为参加集体劳动而得到了灵魂的净化，写得很有诗意、很正统。这种小说，正是那一时代所提倡、所允许的，有一大批作家的主要成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很多名篇，如今已被笼统地视为极左、虚假、过时，这种认识其实也欠分析，文学史不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