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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at 10:00 am on 25th December 2020 Last updated at 10:00 am on 25th December 2020 赵国的政治制度 第十章 赵国的政治制度 第十章 赵国的政治制度 赵氏原本是晋国众多卿大夫家族中的一员，在极端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历经数代人的惨淡经营，终于扎稳脚根，与其它强族一起掌握了晋国的军政大权。继而又在与各大家族生死存亡的竞争中取得胜利，最终伙同与其成鼎立之势的韩、魏两大家族共同瓜分晋国，建立了独立的赵氏政权。 赵氏立国之际，正值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新生的赵氏政权处在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如何进行政权建设，以期巩固并发展自己的国家，成为摆在赵国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政治制度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的创建与完善过程中，赵国统治者遵循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汲取经验。首先，是赵氏先人自己的辅国经验。赵氏先人历任晋国要职，晋国各项国家制度的创建多有赵氏先人的参与和贡献，由此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其次，是赵氏先人的治家经验。在晋国的母体中，卿大夫比拟晋国国家体制，按照宗法制的规定进行着家族内部的建设，每个卿大夫家族都无异于一个国家政权的缩影，尤其到春秋后期这一特征尤为显着。赵氏作为日益兴起的强大家族，情况更是如此。赵氏先人兴家的成功经验成为赵国统治者建邦创制的重要理论依据。再次，赵国统治者又将晋国兴亡的经验教以为鉴，本着扬弃的原则，对其遗留下的有利于赵国政权建设的政治制度加以承袭，而把它认为不好的及不合时宜的某些政治制度予以抛弃。另一条基本原则是开拓创新。赵国毕竟是一个新生的、生机勃勃的政权，与它的母体晋国有着本质的区别，晋国是以国君专制为核心的等级贵族制的政体结构。赵国则适应时代的要求，顺应历史的潮流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包括这种政体统率下的官僚制度。有关赵国政治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具体论述如下。 一 君主集权制度的确立 赵氏三分晋国而有其一，以家化国，以臣为君，实现了政治上质的突破。建国后，总结晋国公室因大权旁落而受制于众卿大夫家族以至灭国的惨痛教训，着力加强君主集权。赵国君臣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早在其开国之君赵襄子时就已经提上日程。襄子的重要谋臣张孟谈就主张建立主势能制臣，无令臣能制主(《战国策．赵策二》)的政治格局，认为臣主之权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同上)。强调加强君权乃持国之道，对巩固赵国统治有重要意义。从此之后，有关君主专制的理论在赵国大地上日益兴起，一大批理论家对之进行了阐述，苟子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苟子认为：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长久者。(《苟子·致士》)又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苟子·议兵》)这就从理论上阐明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君主来集中使用权力，君主对最高统治权力的独占和支配应该是绝对的、不容分割的。赵国统治者就依据这些理论大力采取强化君主集权的具体措施。 国君称谓的变化 赵襄子是赵国的开国之君，然而在他立国之时，名义上还依附于晋国，依旧是晋国的卿。这就如同晋国表面上仍然尊奉周王室为天下宗主一样。因此，这时赵国实际上的国君襄子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称号。赵襄子在化家为国之前，家臣尊称其为主君或君，到这时他的臣民们便依旧沿袭这一称谓。赵佛肿母就曾要求为我通于主君(《列女传·赵佛胖母》)，《战国策》中张孟谈等称襄子均为君。赵国虽然已经建立，各项制度也在创建之中，然而这时的君臣关系还未像后世那样严格。与襄子同时的勇士豫让在为知伯报仇时就曾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战国策·赵策一》)他的行动是在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支配下实行的，并不是出于严格意义上的忠君观念。与此相同，赵襄子的臣子也并没有把他们的主君看做唯一的主人，因而才会出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史记·赵世家》)的情况。为了树立君主的威信，襄子借晋阳解围行赏之机，把上赏奖给了虽无战功却不敢失人臣礼的高共，为群臣树立了尊君的榜样。很明显，襄子的主观意向是要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是实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前提。 由于赵襄子的臣子的头脑中没有主辱臣死的观念，襄子一旦败亡，他们完全可能另投新君。这一方面是由于后世那种绝对的忠君观在当时尚未出现，另一个原因则是：襄子创建赵氏政权属自立性质，在一些人看来是名不正而言不顺的。故而，正名便成为赵国统治者提高自身权威的急务。所谓正名，就是要取得当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室的认可，正式列入周王室诸侯的行列。周代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