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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电影文学色彩艺术对比 一、电影色彩简史回顾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在《我的电影史》中说道:“我认为，所谓‘电影’，就像是个巨大的广场，世界上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亲切交往、交谈，观看电影的人们则共同体验银幕世界里形形色色人物的人生经历，与他们共欢乐同悲伤，一起感受着痛苦与愤怒。”电影的历史并不遥远。198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用他们的“活动电影机”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放映《火车进站》《工厂大门》等影片，标志着现代电影的诞生。电影诞生之初是黑白的。之后，梅丽爱、百代公司和派拉蒙等电影公司为了使电影更具有吸引力和表现力，曾经雇佣工人为影片手工着色，利用色彩吸引观众。真正的色彩片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在那个时代，彩色技术在电影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能够生动的、有所区别地用色彩反映现实。五六十年代，摄影的广泛应用以及胶片的出现，都推动了电影的发展。之后的10～20年，电影技术已经日趋成熟，表现手段逐渐完善。 二、张艺谋电影中的色彩艺术 中国传统电影的表现手法主要是以叙述故事情节为主，一般来说，构思新颖、情节曲折、首尾照应、跌宕有致的影片都能吸引观众。然而，个性色彩浓厚的影片却寥寥无几。张艺谋就是十分注重电影个性色彩的导演之一。他所选取的题材、描绘的人物、运用的语言，多来源于自己熟悉的家乡生活和人物。张艺谋是陕西人，西北赋予了他浓厚的西北豪情，因此在张艺谋的影片中，我们常常能看到黄河岸边农村里的红白喜事，能够看到黄土高坡上的红肚兜和白头巾。他的影片总是能够让我们享受到一顿色彩的饕餮盛宴。电影作品的色彩特色与导演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对电影的表达手法有关。看过张艺谋电影的观众都会感受颇深，对于电影的故事情节也许觉得简单，但对于色彩感的冲击却久久不能忘怀。首先，张艺谋喜欢在自己的电影中运用冲击力极强的色彩来赞美故乡的自然景色，赞美养育自己的西北农村的风俗人情。原本平实的自然环境因为有了色彩的衬托，都显依依之情，唤起人们对自己故乡的爱和眷恋。例如他的成名作《红高粱》，整部影片以红色为主基调。血红的夕阳下，那片红红的高粱地里，那个穿着一身红的妹妹。观众一定记得那个苍凉的结尾，那血红的天空、血红的太阳、血红的高粱都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还有《我的父亲母亲》中，章子怡所饰演的母亲穿着一身大红色的碎花棉袄，戴着鲜红的发卡，编着两根辫子，在金色的麦田里奔跑，那奔跑只是为了看一眼父亲，还有在那鲜黄的山坡及蜿蜒的土路上等待着父亲，守候着她的爱情。影片中那红色与黄色强烈的色彩对比对观众所造成的冲击感恰恰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纯真爱情的那一点向往和慨叹，无不令人感触至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的第四部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品，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讲述了在一个阴森恐怖、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中，一群被旧社会的封建制度所禁锢的妻妾为了争取家庭中的一席之地而发生的故事。影片以青灰色为主要基调，导演在剧情的关键处以大面积的红色或以青灰色的画面点缀上醒目的红色，给观众以视觉冲击，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红色贯穿了整部影片，而且在服装、道具中反复出现红色，有意识地削弱服装的色彩，突出作为主要道具的灯笼。在服装、道具、布景中的红色起到调和色彩的作用，比如管家手中的红伞、大少爷的红马甲、三太太的戏服、四太太的头巾、门饰等。影片中出现黑色的时刻，封灯时颂莲一身红旗袍在一片狼藉的黑色中冷冷地站着，那无疑是对封建家长制的讽刺。雁儿跪在雪地中红灯笼燃烧释放的火焰前，任凭炽热与冰冷在眼前交织，“太太梦”的幻想随着红灯笼的灰烬飘逝在冰天，埋葬于冻地，于是她的生命成为她的累赘，死了才是解脱。红灯笼是中国传统中喜庆的象征之物，但是影片中的红色并没有给人一种热烈喜庆或温馨的感觉，相反逐渐演变成了阴森恐惧的冷色调。红色成了欲望的符号，它所致力的是意象与情绪的宣泄，它与青灰色之间构成了一种情绪张力。其次，张艺谋对于色彩的运用更注重在风俗人情的描绘上。在《我的父亲母亲》这部影片中，章子怡所饰演的母亲，围着大红色的围巾，两根辫子上绑着翠绿色的头绳，还有那只有在以面食为主的西北农村才能看到的白色兰花的大瓷碗，这些特定的带有民族色彩和地方情调的事物，交织着男女主人公生活的历史与现状，体现着他们的思想情绪和道德风尚。张艺谋对于这些事物同样也加入了独到的色彩运用手法，以一种如数家珍的心情，充满了爱怜、洋溢着赞赏，烘托它，显示它，所以才唤起观众对于自己故乡风俗习惯的遐思畅想。 三、黑泽明电影中的色彩艺术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执导的影片受到国际推崇，多部影片荣获国际大奖。黑泽明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没有季节的小墟》，智障的小六以为自己是个电车司机，每一天准时在贫民窟的垃圾场边风雨无阻地开着子虚乌有的电车，这就是母子每天的生活，噙